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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这事儿办得可真绝，他怎么会想到让堂堂一名汉天子去西藏当喇嘛呢？”
“据说让赵顕去萨迦派的祖寺出家当喇嘛这事儿，并不是忽必烈自己想到的，而是在贵为大元帝师的八思巴大师圆寂前特别留下的指示。至于为什么他会留下这样的一个指示，就是我本人不敢妄自揣测的了。对于赵顕的后来，汉文史籍从此之后便再也没有记录。但在藏文材料中偶有踪迹。赵顕在十九岁到西藏萨迦寺出家之后，得法号‘合尊’，此后数年，赵顕已经在藏佛界崭露头角，成为把汉文佛典译成藏文的翻译家，并且还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持，成为当时西藏的佛学大师。他一生中曾先后翻译了《百法明门论》，还有深奥的《因明入正理论》，在扉页留下了题字，自称‘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但元朝的统治者最终还是不肯放过他，在元英宗至治三年，即1323年将其赐死。并且暗中派人在他死后将他的头颅，偷偷制成了一件法器。”
第四十二章 江心屿对面是鹿城
在夜以继日为欲望而生长着的当代都市中，其实早就没有真正意义上漆黑的夜。近藤弘毅在睡过多少年安稳觉后，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又一次临战前的失眠。
打开台灯。
黄色的光晕，罩在一张纸张已发脆泛黄的老旧地图上。这是一幅民国时期的温州城市区地图，上面不但有着许多已经被大部分人遗忘的温州古老城市地形布局，更绘有密如蛛网的大小水路。温州一千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是一座水城，城内曲折纵横的水道直到20世纪70…90年代才被政府下令填平改为了马路，所以直到现在温州的城市地名中，还保留有如矮凳桥、水门头等大量标志着温州古老水道的地名。
这张旧时的温州地图便是某种意义上陆秀夫宝藏的寻宝图。不过在使用这张地图入海寻宝之时，不但必须按照黄公望藏在《富春山居图》中寻宝诗诀的暗示，将地图正反掉转使用以符合“海映莲峰水”一句诗中暗藏的深意，而且还得根据有关方志、典籍上面的记载在地图上重新绘制上1927年被当时政府拆去的温州老城墙。
据《温州府志》记载，古温州于夏时称瓯，商时称沤，周时称欧，春秋属越；秦统一六国后征服了瓯越和闽越，以其置闽中郡。西汉初，驺摇佐汉灭秦有功，于汉惠帝三年封为东海王，古温州为驺摇封地。东汉顺帝永和三年，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即323年建永嘉郡。唐高宗上元二年，即675年，改名温州，自此之后，“温州”之名沿用至今。
东晋时，北方战乱，晋室南迁。为躲避战乱，郭璞也随之南下。而后他从暨阳（今江苏江阴县）动身经浙东、临海、乐成而到达永宁县。东晋太宁元年，析永宁县置永嘉郡时，恰巧郭璞先生客寓瓯地，于是就请他为永嘉郡城选址。
据明嘉靖《温州府志》记载：郭璞“初谋城于江北，郭璞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今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谓父老曰：‘若城绕山外，当聚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因城于山，号斗城”。
按照风水原理，永嘉郡城应该建在瓯江北岸，坐南朝北，背山面水之处。可是郭璞先生经过实地勘察，发现江北的土壤比较松软，因为北岸的土质是流水冲刷沉积下来的江涂泥而成，基础不实，承载力不大。于是决定过江去南岸勘察。过江后，郭先生登上南岸西北一峰（今郭公山）观察地形，眺望四周诸山，意外地发现该地域状如北斗星象。华盖、海坛、松台、西郭四山罗列似北斗斗魁，积谷、巽山、仁王三山排列成北斗斗勺。该地呈北斗星象之状，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正如风水书说的“万物之生，以乘天地之气，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因而郭璞先生就因地制宜而选址于此。
城墙绕山外而建呢，还是跨山而筑？郭璞自己也决定不下来，因为城绕山外而建有山外的好处，城跨山而筑有跨山的优点，各有利弊，所以郭公犹豫不决。于是就问当地的父老：“如果郡城绕山外而建，那么老百姓很快就富裕起来，但是免不了有战乱水火之灾。如果郡城跨山而筑，则有利于防御，敌寇侵犯则攻不进来，可使城内百姓安居乐业。”父老听了之后回答说：“民不太平，富贵何存。当然平安要紧。”于是郭璞就决定将永嘉郡城跨山而建。建城时有白鹿衔花穿城而过，呈祥瑞之兆，故又名“白鹿城”。温州人常说：“太平强富贵。”此语便是一句起源于郭璞卜城时流传下来的俗语。
建城七百多年后的1120年，北宋有方腊聚众造反，方腊军三个月内先后攻陷了建德、歙县、杭州、金华、衢县、丽水六个县市。但当在别处大兵所至所向披靡的方腊军攻至温州城时，却在围城进攻了四十余天后，到底还是选择了放弃。
而明嘉靖年间，部分不知＇‘文＇从何渠道探知＇‘人＇了温州城中很＇‘书＇可能藏有跟＇‘屋＇陆秀夫宝藏有关线索的日本人，曾组织了大量野武士在海盗的帮助下来到中国，试图侵占温州以方便寻找陆秀夫宝藏的线索。谁知就是这些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各地，攻破城池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四年攻入杭州一把火烧倒了雷峰塔的日本武士军团，却在自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二年的十一年中，先后六次倾全力强攻温州城，但六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直至民国期间，1937年，近一千六百年始终固若金汤的温州城，在被拆除了古城门和城墙后，被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攻入。冥冥中似符合了郭璞为温州城墙选址时所说的“若城绕山外，当聚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之谶语。
近藤弘毅看着眼前的地图，回想起“那位先生”晚餐时对自己说的话，不禁觉得将陆秀夫海底宝藏相关线索藏于《富春山居图》中的黄公望也真算得上是人才了。
据“那位先生”推测，黄公望晚年入道后之所以画技会突飞猛进，其实全是拜他全真教师父金月岩传授了他道家风水堪舆之学所赐。
山水画是中国文化圈内独有的艺术种类。与欧洲追求照片般精准反映某地具体风景的风光画相比，重意境、讲布局、贵精神的中国山水画，则将绘画视为一个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最终明心见性证得“天人合一”之境的过程。
而“天人合一”本身也是风水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像现实生活中一地的风水常可以直接影响一地人的兴衰、悲喜、生死一样，一幅山水画风水布局也可以影响到观画者的心情、精神和思想。说白了，风水是造化在人间玄妙布局的大幅山水画，山水画则是人们道法自然在纸张上呈现出的小风水。
也正是因为风水学和一些中国山水画在很多方面道理相通，而且最终追求的都是体悟“道”的玄妙，所以黄公望晚年在他恩师金月岩道长的点化之后，不但画技大进，留下了包括《富春山居图》在内的旷世杰作，而且黄公望也许正是在这个以风水学入画的过程中，终于在温州古城奇妙风水布局的启示下勘破了那个几乎困扰了他一生的祖先陆秀夫留下的南宋宝藏之谜。
且不说江心寺作为南宋王朝的建立者宋高宗赵构的龙兴之地，已从精神层面上给予包括陆秀夫在内的孤臣孽子们坚信大宋定会中兴的象征意义。但就从江心屿对面鹿城区的名称上来说，便已经很直接地暗示出温州此地跟九州天下之间微妙的关系。
今天江心屿对面鹿城区的名称，起源于古代温州的别名鹿城。对于鹿城这个别名的由来，除了一般人所常说的郭璞为温州卜城定基之事，今日温州鹿城区五马街所在的位置曾出现过白鹿含灵芝而来的吉兆一说外，还有鹿城之名得自当时在温州瑞安修炼的道教许旌阳真君一说。
据说温州鹿城便是郭璞道家好友许旌阳真君昔年还是猎人时逐白鹿至此应机悟道的风水宝地。后许旌阳真君偶从瑞安圣井山来拜访正在为温州城卜基的郭璞，无意间向郭璞说起自己昔年在此处逐白鹿悟道的往事。郭璞他的话，不免心有所动，他恳请许旌阳真君带自己去他当年逐白鹿而悟道的具体位置一观。结果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便找到了一处风水绝佳之地。于是郭璞便决定在这处许旌阳真君逐鹿悟道的地方筑基修建今日的温州城，而此地也因为原是许旌阳真君逐鹿悟道之所在被后人叫作鹿城。
但近藤弘毅本人却对这两个有着强烈神话色彩的解释觉得牵强，他本人认为温州鹿城区之所以叫鹿城完全是因为古鹿城区和江心屿构成的微妙形势中隐藏着陆秀夫海底宝藏的玄机。
其实无论从中国汉朝《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到南北朝时《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上面的“于是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再到清代李渔《奈何天·分扰》中“两下里分头逐鹿，各仗韩卢，并倚昆吾，”乃至近代伍豪《偶感》诗中的“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鹿在中国汉文明圈内始终都是“天下”的象征。
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蒙古族人，更认为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子孙。
其实黄公望已经在他那幅《富春山居图》上把种种符合风水堪舆术语的地势地貌画得很明白了，他祖先陆秀夫在元末殉国前所藏的宝藏就是用巨大的海船藏在一个跟古代鹿城地貌类似的海沟之中。
“哆哆哆”的敲门声打断了近藤弘毅的思绪。
打开门，近藤弘毅发现“那位先生”正娴静地拿着无用师卷和剩山图两幅《富春山居图》的残卷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
“我今天就要为了转移国际警方的视线，安排人将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的残卷分别交给国际刑警和那个一直想找齐两幅画烧给他爷爷殉葬的疯子小山本了。近藤先生，您和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