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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凯伊让我父亲主动认罪，以换取轻判。副检察官说不会判超过一年，主审的哈特利法官是个很善良的老头，最后只判父亲入狱九十天。他在牢里的时候，我只去探望过他一次。当时，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我实在没有心情去管他。
我去看他的时候，问他好不好，他四周看了看，仿佛才反应过来自己身在何处，他嘴里咬着一根牙签。
他说，比这再难的时候他都挺过来了。他又恢复了强硬的姿态，但我觉得，这比他害怕的时候更加让我不安。他是一个固执又自负的人，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总是以一种骄傲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态度不仅让他深受其害，最终也让我深受其害，他却说这是成熟的标志。如果奥运会里有自大这个比赛项目，他大概可以拿冠军。他安然度过了监狱里的日子，他对我没有任何感激，对给我造成的麻烦也没有任何道歉，更加没有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愧疚，他并不知道束缚自己的真正牢笼是什么。他已经人到晚年了，三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虽然之前他做出种种令我失望的行为，但直到他去世，我才算真正原谅了他。
下午接着上午的询问继续，我们的询问对象仍然是雷蒙德。斯特恩一开始就问到了我在三月份给卡洛琳打的那些电话，雷蒙德很快就记起来，当时，卡洛琳是在准备起诉一个强奸惯犯。雷蒙德还承认，我作为副检察长，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手下的检察官准备起诉的文书，尤其是在复杂的案子中。斯特恩说，卡洛琳要准备出庭，而我白天也有着繁忙的工作安排，我们当然有可能在晚上打电话商量一下公事，或是安排起诉的时间，雷蒙德表示了认同。
然后，斯特恩又从电话谈到了我在选举结束后的那个星期三在雷蒙德办公室里的行为。我当时曾经明确表示，卡洛琳被杀当晚我是在自己家里的，检方后来把这作为我的证词，斯特恩当然要在这上面大做一番文章。
斯特恩一再强调，我的证词是我自愿给出的。梅可女士是不是让萨比奇先生什么都不要说？你，雷蒙德先生，是不是也让他不要说？你是不是严厉警告过他？你是不是让他闭紧嘴巴？但是，他还是说了，他明显很生气，是不是？他的言行举止不像是事先谋划好的吧？他的话是脱口而出的吧？然后，斯特恩又详细解释道，作为一名检察官，应该最明白乱说话可能造成的后果。实际上，他也就暗示了，像我这样一个有司法工作经历的人，如果有仔细思考后果的时间，不可能会说出那些话，尤其是在当时的状况下。斯特恩又说，当时我作为谋杀案的调查负责人，如果真的杀了卡洛琳，那我一定会事先编好说辞。只有一个真正清白的人，才会被突如其来的指控激怒，才会有那些本能的反应。看着斯特恩询问雷蒙德的样子，我似乎预料到他的结案陈词会说些什么，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让我上庭作证的原因。萨比奇在他第一天被指控杀人的时候就已经立刻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还有什么能补充的呢？
陪审团都清楚了我当时的反应，斯特恩开始说起了我的人品性格，他让雷蒙德详细叙述我作为一名副检察长的工作表现。实际上，他是从我在《法律分析》杂志社的工作开始一直往下说的。莫尔托表示反对，说这与本案无关。斯特恩解释道，雷蒙德曾经质疑我在谋杀案调查中的立场，所以，陪审团有必要充分了解我的工作背景，才能判断雷蒙德对我查案不力的评价会不会只是我跟他之间关于查案手法、进度的不同看法造成的。这个理由基本上无懈可击，拉伦让莫尔托坐下。于是，关于我的人生故事又开始继续。
“所以，在差不多两年前。”斯特恩终于问道，“当你的副检察长塞内特先生搬到圣地亚哥以后，你让萨比奇先生接替了这个职位，是不是？”
“是的。”
“可不可以这么说，副检察长是你在整个检察院里最信任的人？”
“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他也是最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
“很好。你们检察院一共还有一百二十名检察官，是不是？”
“差不多。”
“其中包括尼可先生和莫尔托先生，是不是？”
“是的。”
“但你选中了萨比奇先生？”
“是的。”
尼可抬起头，颇有些生气，但他和莫尔托都没有表示反对。斯特恩慢慢地通过这些问题，暗示了这可能就是造成尼可、莫尔托和我之间矛盾的原因。有两个陪审员似乎一边听，一边点着头。
“你和萨比奇先生并肩工作了十二年多，你对他的判断力和人品应该有着绝对、完全的信任，你认为萨比奇先生是不可能杀人的吧？”
这个问题很有分量，很有争议，但用意也显而易见。莫尔托表示反对，但拉伦说“反对无效”。雷蒙德认真思考了半天，才作出回答。
“我确实认为他不可能杀人。”他说。这个小小的让步似乎对陪审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斯特恩一开始要对雷蒙德咄咄逼人——他必须亮出自己的观点。不是对陪审团，而是对雷蒙德。因为，有些事情是雷蒙德在走进法庭时，自己都没有想清楚的。
“很好。你认为萨比奇先生在查案的过程中，需要事事向你汇报请示吗？”斯特恩问。我猜，他可能是想为我迟迟没有催要指纹报告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一般都会给自己的属下一定的自由。”
“很好。那么，雷蒙德先生，萨比奇先生在调查波尔希莫斯女士的谋杀案时，他是知道你对他的信任的吧？因为你们过去一起办了很多案子，还包括不少大案要案，你都表现出了对他的信任。”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在以前办案的时候，我确实很相信他。”
“比如说。”斯特恩接下来说的话，大家都没有料到，“你曾经让萨比奇先生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解雇尼可先生，是不是？”
尼可猛地站了起来，拉伦很不悦，他立刻让双方律师退席。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会把律师叫到一起，开个小会，但拉伦为了不让陪审团听到我们说话的内容，让我们离开法庭，站在他法官室外面的一个小厅里说话。
尼可、莫尔托、肯普、斯特恩、我，还有一个法庭记录员跟着拉伦从后门走出了法庭。大家都看出来了，法官对斯特恩很不满。法官认为斯特恩最后的那个问题太不恰当了。
“我们现在是在干吗？”他问斯特恩，“翻老皇历吗？这是把打官司变成了人品之间的较量吗？”
莫尔托和尼可说个不停。他们说，检方和被告之间过去的矛盾和本案并没有关系，拉伦显然同意他们的说法。
“法官大人。”斯特恩说，“我们并不是想指控尼可先生存心报复，故意对萨比奇提出了这样的诉讼。但我们认为，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他现在为什么会受到误导，以及他是怎样受到误导的。”斯特恩没有明说，但却暗示了误导尼可的正是莫尔托。斯特恩从一开始就非常小心，他一直以来针对的就是莫尔托，而非尼可。尼可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陪审员都认识他，而莫尔托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又或者，是因为莫尔托一开始就承诺不会上庭作证，斯特恩想好好利用这一点。
“斯特恩先生，尼可有没有受到误导，为什么受到误导与本案无关。你不会是想要从这上面做什么文章吧？”
斯特恩严肃地说：“法官大人，我们认为，萨比奇先生在这个案子中极有可能是被陷害。”
我倒退一步，我很震惊。几周前，斯特恩明确表示不会采用陷害论的辩护策略，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想过这件事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没有提出这一说法，但一切的进展都还顺利。难道雷蒙德的证词真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我已经不明白我的辩护律师到底是想采用什么样的辩护策略了。就在之前，我还以为他向陪审团传达的是这样一个信息：莫尔托想得到萨比奇的职位，所以，才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着急地提起对萨比奇的诉讼，而尼可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对萨比奇本就有些不满。这就是桑迪·斯特恩，他总是洞悉人性的弱点，总是能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陪审团，从而削弱检方的可信程度，从而说明我被指控——这个荒谬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而这种潜在的影响往往陪审员都心甘情愿接受。抛出我被陷害的这个说法是一个很大胆的策略，我和斯特恩之前一致同意，不值得冒这个险。现在，他突然这样说，我都还没有准备如何应对。法庭上的一切都会有记录，公众很快就会知道。记者在休息时间会把法庭记录员包围起来，恳求她念出记录的内容。我似乎看见了报纸明天的头版头条：律师声称，萨比奇是被陷害。天知道那些陪审员会怎么想。斯特恩的这一即兴发挥把我们的赌注大大提高了。
尼可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把这句话说了两三遍。
拉伦看着莫尔托，看他如何回答。
“荒谬。”莫尔托说。
“你的回答已经记录下来了。如果斯特恩先生真要证明这个案子里萨比奇先生是被陷害的，那么，我想，他和检方之间过去的过节就和本案有关了。”
这当然也是斯特恩抛出陷害论的原因之一吧，否则，有些问题就在陪审团的面前无法问出了。
“我得说一句。”拉伦说，“斯特恩先生，你现在是在玩火。我不知道你到底下一步想怎么办。但我要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最好对检方的应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检方在回不回答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自主权；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