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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间大审判庭外面聚集着一群人，我觉得很像以前在远洋海轮最底层舱位的那些穷人。他们都是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年轻人的母亲、女朋友或兄弟姐妹，他们在为他们的亲人哭泣着。律师们到处走动，催促着各自的客户，像投机倒把的商人。由政府指派的公益律师大声喊着一个个名字，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却要在片刻之后为其辩护。检察官也在大声喊着，找着某个案件中负责逮捕嫌疑犯的警察。警察为了避免律师没完没了的盘问，往往故意把报告写得晦涩难懂，而检察官则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
审判庭内部的构造是拱顶的，有红色的大理石柱子、橡木墙壁和长条靠背椅。在这里，各种混乱仍在继续，人们永远都在吵吵嚷嚷。检察官和被告的辩护律师坐在前面，这样才能清楚地听到法官是否在叫自己的案子，他们也会和和气气地讨论是否有坦白从宽、从轻发落的可能。在法官席前，往往有六七个律师围绕在文员身边，递交各种出庭表格，查对法庭档案，或是催促文员把自己的案子往前提，让法官早点审理。还有警察，大部分警察都是两个一排靠墙站着——很多人都是刚刚值完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的夜班，来参加晚上所抓嫌疑犯的保释听证——这些警察喝着咖啡，跺着脚，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在法庭的另一边，拘留所里也是喧哗不断，被拘留在这里的被告正等着上庭，总有一两个人会对着法警或自己的律师破口大骂，抱怨拘留所里的条件有多么糟糕，公用厕所的味道又是多么难闻。其他人则时不时发出一声哀叹，或偶尔用头去撞撞栏杆。
上午最后一批参加庭审的一般是袒胸露背的妓女们，她们在经过传讯、审判、罚款的程序后，会及时回到大街上，睡一觉，再开始另一个晚上的工作。她们通常都是一群人由两三个律师代理，但也会有皮条客出于省钱的目的，亲自前来辩护。现在，就有一个穿着火红色西装的小混混在大说特说警方的残暴执法。
我见到了梅可，梅可领着我去了衣帽间。衣帽间里没有衣服，没有人会这么笨，把值钱的好衣服放在这没人看管的地方。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做法庭记录的速记打字员，还有一盏本应是挂在餐厅里的巨型吊灯，吊灯用塑料袋装着，毫无疑问，显然是某个案子里的证物，即将要被呈上法庭的。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告诉我，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为什么在查一个B类案件？”我问。
“我还真不知道，卡洛琳居然还会对下半身以外的案件感兴趣。”梅可说。这个笑话有点过分了。她坐在轮椅上，朝我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喜欢梅可，她聪明、胆大又直率。她分析了卡洛琳调查B类案件的几个可能原因，但这些我都想过了。
“这没道理。”我说。
最后，她终于承认了。
莉迪亚·梅可是检察院的行政副主管，负责人事、采购和员工的聘用解聘。这个头衔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吃力不讨好，但梅可早已经习惯了困难。我们在这里一起共事后不久，她不幸高位截瘫，那已经是将近十二年前的事了。当时，是一个初冬的晚上，浓雾弥漫、风雪交加，梅可开车冲进了河里。她的第一任丈夫汤姆在那场车祸中丧生，而她则成了残疾。
从各个方面综合来说，我觉得梅可应该算是检察院里最优秀的律师，她总是井井有条、精明老到，也很有律师的天赋。在过去这些年，她甚至学会了如何在陪审团面前利用自己残疾人的身份来获得优势。也许，当人遇到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剧时，对它的感悟反而能让自己更好地成长。陪审员一连几天看着她，他们会想，两条腿残疾无力是怎样的感觉，他们听着这个女人的滔滔雄辩，这个女人是那么美丽、那么坚强、那么幽默，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她还会偶尔提到自己孩子的名字，陪审员渐渐发现——她是那么不同寻常，他们对她充满了敬佩，充满了期待，而她也值得得到每个人的敬佩和期待。
明年九月，梅可会升任法官。她已经获得了党内的支持，初选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普选自然也一定能获胜。显然，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妇女组织、残疾人士组织、法律界人士以及全市三大律师协会的一致支持，那基本没有人是她的对手了。
“你怎么不去问雷蒙德关于案子的事？”她最后这样建议我。
我叹了一口气。雷蒙德并不是一个注意细节的人，他不太可能知道每一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况且这些日子，我也不想去烦他。他心情不好，随时可能找人发泄一通。
梅可还有一个案子要出庭，我和她一起沿着走廊走进法庭，我告诉了她关于莫尔托的事以及他无故缺勤的问题。如果我们开除莫尔托，那尼可一定会大做文章，说雷蒙德是在清除异己。如果我们不开除莫尔托，消息走漏出去，只会让尼可渔翁得利。最后，我们决定，给莫尔托记上“未经批准休假”的过错，这个名头之前并不存在，是我们专门为了他的这次情况想出来的。我告诉梅可，最好找个信得过的人，去看看莫尔托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我才比较放心。
“找个警察吧，已经有一个副检察官被杀了。如果明天早上，哪位女士在自家门口的垃圾箱里发现了莫尔托被碎尸的尸体，我希望到时候能说一句，我们已经尽力找过他了。”
这项工作要轮到梅可去做，她记下了。
法官拉伦·利特尔脸庞很大，皮肤黝黑，脸上充满了聪慧和威严，我一走进法庭，他立刻就看到了我。三年前，所有的法官都还是白人，而现在，他却已经是这圈子中的一员了，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他坐在高高的法官椅上显得很是如鱼得水。
拉伦和雷蒙德原本是搭档。最开始，他们俩都积极地支持政治变革。他们辩护的包括各种逃兵役的人、吸大麻的人，还有很多本地的黑人激进分子以及愿意出钱的任何人。在拉伦当上法官之前，我曾经在一个案子中和他是对手——在那个案子里，一个年轻人起诉了一个来自西海岸郊区的富家小孩，那小孩总是喜欢私自闯到他父母的朋友的家里。拉伦身材高大结实，很有震慑力，头脑又精明，能对证人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且能说会道，还举一反三。他可以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一转身，又会像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布道师。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陪审团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他身上，甚至忽略了对方律师的存在。
后来，雷蒙德离开了律师行当，投身政界。在雷蒙德的选举中，拉伦积极地去帮助他，拉来很大一部分黑人的选票。两年之后，雷蒙德参选市长时，拉伦也同时参选了大法官，并继续帮他拉票。结果，拉伦获胜，雷蒙德落选。雷蒙德落选后，拉伦虽然当上了大法官，却因为自己对雷蒙德的忠心受到牵连。当选市长的波尔卡罗把他安排在北区分庭，等于是让他坐了冷板凳。他每天处理的都是交通肇事和各种鸡毛蒜皮的小案子，而这些应该都是地方警察的工作。四年之后，雷蒙德以积极支持波尔卡罗再度竞选市长的行为，才换来了拉伦的自由。从那以后，拉伦就开始在市中心的重案庭担任法官。尽管与雷蒙德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在自己的法庭上，拉伦的表现就像一个毫不留情面的独裁君主。大家都在说，在拉伦的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在一较高下，但最难对付的却是穿着法官袍的那一个。
拉伦一直是雷蒙德竞选阵营中的活跃分子，现在，按照《司法行为准则》的规定，他不能就任除法官外的其他任何官方职位，但他仍然还是雷蒙德的圈子里的人，这些圈子里的人都是雷蒙德原来在法学院读书时的一些同学，还有早期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他们和雷蒙德之间的亲密关系有时甚至会让我生出一种青少年时才有的渴望和向往。那些人中就有拉伦，有麦克·杜克，他是市中心一家大型公司的执行合伙人，还有乔·瑞利，这些人是雷蒙德在此刻可以绝对依靠的人。
麦克·杜克负责的是监督竞选资金的运作，这个任务在今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更加麻烦。原本按规矩，雷蒙德不能参加任何筹集经费的活动，这样会破坏他的独立形象。但今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最近，雷蒙德已经参加了很多筹款的活动，会见了不少慷慨解囊的支持者，就像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一群人，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绅士，雷蒙德必须向他们证明，他还是十二年前那个聪明精干的公正化身。雷蒙德会用聊天般的口气说说自己的竞选计划，然后会有人把他叫走，再把拉伦叫走，留下麦克一个人，继续向这些人施加压力。
我今天来这里的作用就是这样。我是雷蒙德中途借故离开的理由，他向在场的人介绍我，然后解释说，他需要向我了解办公室的情况，要暂时走开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很尴尬的——压根儿就没有人问我要不要坐一下，只有拉伦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我坐在桌子后面，被笼罩在浓浓的雪茄烟雾之中，等着雷蒙德和他们进行最后一轮握手，讲完最后的各种笑话。最后，雷蒙德终于出来了，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块口香糖。
“怎么回事？”我们刚从门卫身边经过，走到俱乐部外面的绿色遮雨棚下时，他就开口问道。从今天早上开始，空气变得温柔起来，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我的血液在翻滚，春天就要来了。
我告诉他斯托打给我的电话，他半点都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
“如果让我抓到他们两个搞鬼，我绝饶不了他们。”他说的是尼可和莫尔托，我们现在正沿着马路，快步朝区政府办公楼走去，“他说的那是什么鬼东西？什么独立调查？”
“雷蒙德，这就是一个记者的猜测，说不定压根儿什么事都没有。”
“最好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