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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进行计划的第一天早上，我先整理出罗丽所有听得懂的词。当然，它最熟悉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于是我马上做了一个小实验，以呼唤它名字时所用的音调喊出“巴克雷”、“水床”、“圣诞老人”等几个字眼。它一听见我的声音便坐了起来，凝视着我，露出一副专注聆听的样子，但仍留在原位不动。直到我正确喊出“罗丽”时，它才一跃而起跑来我这里。“妹妹乖，”我称赞它，“真是乖妹妹。”
接着，我对它进行一些指令测试：“过来”、“坐下”、“不动”、“趴下”、“握手”和“换手”、“上来”（下这命令的同时要拍拍沙发，示意它可以这么做）以及“要不要出去”。
在我们新婚的那段日子，露西还教会它这个指令：“保罗呢？去找保罗。”星期六我往往会睡得很晚，有时露西懒得叫我，而我一睁开眼睛看见的就是罗丽的脸，发现它的前爪已搭上床沿，正用那双大眼睛凝视着我。奇怪的是，我永远也没办法报复，无法教会罗丽听懂“去找露西”这个指令。当我说“去找球”或“去找小鹿”（小鹿是指它最喜欢的长颈鹿玩具，因为其细长的脖子很适合玩拔河游戏）之时，它总是活蹦乱跳地马上回应，但它永远也听不懂“去找露西”这个命令。它是不知道露西的名字吗？或是根本清楚得很，只是拒绝服从，不想破坏属于它和露西（它的第一位饲主和最爱的人）所共有的这个把戏？
我统计了一下，罗丽大约知道十五个不同意义的字眼：吃饭、散步、很好和不乖……数量相当于人类婴儿在十三个月大时所能掌握的字眼。不过这种比较并没什么帮助，因为婴儿只要到了十六个月大，他们知道的字眼就会膨胀两三倍，还能开始说出“妈妈果汁”或“车车嘟嘟”之类不完全的句子。对狗来说，它们一旦学会辨别这一长串指令后，这一生中就仅能或多或少维持在这个数量了。而且，就表面上来看，狗并没办法像人类一样，具有把单字连接起来组成句子的能力。
然而，让我感兴趣的是人在婴儿时期的语言发展，他们对语言的理解，早在能使用语言之前就已开始了———在一岁到三岁之间，婴孩掌握的字眼大约超出他们可说出的五倍。是什么机制让十三个月大的婴孩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从理解跃进到使用？我相信，这个疑惑将是我整个研究计划的最核心的问题。
罗丽强过人类婴孩的地方，在于它具有敏锐的感知力，能掌握一些我们人类所无法察觉的非语言的线索。即使隔着两个房间，它仍能听见系鞋带的声音而立刻起身，知道这声音代表有人可能正准备出门，而且说不定它可以跟着出去。它能辨别银制餐具在抽屉里发出的当啷声，以及有人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时的声响。当露西站在浴室镜子前化妆，而它嗅到这个动作所产生的特殊复杂气味（也许是化妆粉刷的刷毛味，结合粉底香味及睫毛膏浓浓的颜料味），它便明白这味道的含意。此时它会从不知哪个地方钻出来，站在浴室门口，在发现浴室的门微微敞开后，便把鼻子伸进门缝，耐心等待自己是否会被邀请参加露西即将进行的任何冒险。
我继续对罗丽进行初步的智能测验。我拿了一块狗饼干给它看，再用杯子把饼干盖住。它嗅了一下杯子，旋即把杯子拨倒取得狗饼干，整个过程只让我的秒表跑了六秒。这个成绩相当优秀，证明它具有极佳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接下来，我再测验它的记忆力，先拿了一块狗饼干，在它的注视下藏在客厅角落，然后把它带到另一个房间待上五分钟。当我们再度回到客厅时，它便直接扑向藏有饼干的那个角落。这让我开心极了。
我在进行第三种测试时，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这项测验是以毛巾盖住它的头，然后计算它需要多久时间才能把毛巾甩开。此为另一种类型的解决问题测试，而我满心以为罗丽会以优异的成绩过关。然而，当我把毛巾盖上去后，它竟然不想反抗，除了脑袋因承受了毛巾的重量而微微低下外，身体一动也不动。我等了足足一分钟，又再等了一分十五秒，它却没有摆脱毛巾的打算。它弓着身体、顶着厚厚的绿色毛巾站在那儿，使我联想到一名头戴面纱的寡妇，突然感到难过。于是，我决定替它把头上的毛巾拿下，可正要这么做时，电话铃声却响了。我先去接了电话，而当我挂断电话转过头来时（这是一通打错的电话，我和对方通话的时间不超过五秒），罗丽不知何时已把毛巾甩开，早已好端端坐在那里看着我了。我这才想到，它在我注视它的时候，之所以一动也不动，是因为不知道我的意图，说不定它还以为我希望它顶着毛巾安安静静地站着。这项测验是今天所做的游戏中最奇怪的，而光凭这第一次接触，它当然搞不清楚游戏的规则。
突然间，我觉得好累，觉得我们两个都受够了。我蹲下来，张臂抱住这只大狗。“好了，妹妹，”我温柔地说，“我们去散步吧。”
4、方形鸡蛋
我有位大学时代的朋友曾住在纽约，住处位于某栋大楼的第十九层。在他刚搬去的时候，隔壁邻居是一对养狗的年轻夫妻。我记得那时去他那里，当我们坐在阳台上喝酒聊天待到很晚时，便会看见隔壁那位少妇带她的哈巴狗到阳台溜达。这户人家在阳台四周的栏杆间加上了细铁丝网，好让这只狗能安全地在阳台上乱窜，不致有钻过栏杆坠落的危险。
我朋友在那里大约住了一年后，有天晚上，隔壁的那位年轻丈夫爬过阳台栏杆一跃而下。当时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我朋友躺在床上，只隐约听见一声尖叫，之后便没有其他声音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当他照例把音乐开得震天响，结果被隔壁一名前来致哀的亲属过来敲门，请他把音乐关掉时，他才知道前一晚他听见的那声叫喊所代表的意义。
那时我在城里住了一个月，就睡在这位朋友家的沙发上———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事，有某人的沙发可睡就很不错了。每当我们在阳台上喝酒时，总会忍不住谈起这件事。这个事件一直挥之不去，不管我们聊什么话题，最后总是又回到这个跳楼事件上。有天深夜，在我们喝了不少酒后，聊天内容已不再感叹这名陌生男人的遭遇，而是开起他的玩笑来了。我们俯身从阳台高处往下看，想象这个男人当时是怎么掉下去的，计算他坠落时可能的轨迹。这个阳台的正下方是另一栋建筑的屋顶，大约有十层楼高，但我们认为他不会掉在那上面，而是会被风吹偏位置，摔落在人行道上。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讲得声音太大了，而那位年轻寡妇的卧室就紧邻在我们阳台旁边。我永远也不知道她是否听见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猜也许没有，因为她在一个月之后搬走时还特地向我朋友道谢，感激他在这段时间中的体谅。然而，一想到那天我们的谈话也许已被她听见了，便让我觉得惊骇莫名。如果我能再遇到这位女士的话（虽然事隔多年，我完全没把握能从人群中认出她来），我一定会当着她面前下跪，恳求她原谅；我会向她坦承，到今天我才明白，那时我对她做了多么残忍的事。无论她当时有没有听见，这都是我这一生中所做过的最狠毒的事。
遇到露西那年，我三十九岁。在那之前，我有过一段维持了好几年的婚姻。莫拉，她是我第一任妻子。她的声音像厚厚的灰泥塞满房里的每道缝隙和角落，她总是说得太多，有意义的又太少，让我总有种淹没在她制造出的话语泥淖中的感觉。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琐事，她也必须剖开来谨慎处理；和她说话，我必须谨慎挑选使用的字眼，因为一些对我而言毫无恶意的话语，却会让她和我彻夜争辩，逼我澄清使用这些字眼的动机。我总觉得，莫拉永远都陷在焦虑的情绪中，担忧那些她觉得自己没做好的事，而她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就是不断分析它，直到有一天这事在她生命中已不再存有任何意义为止。有时，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她偶尔会有沉默的状况出现。当我转头瞄她，会发现她脸上出现罕有的无防卫状态的表情。“你刚刚在忧心什么事？”我这么问时，她永远会立刻给我一个答案。
到后来，在我拒绝参与这种对话后，她开始留字条给我。起初还很正常，像“请买牛奶回来”或“别忘了晚上要和迈克、珍妮吃饭”之类的，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字条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敌意也渐渐增加。
这段婚姻关系是这么结束的———有天我很晚回家，一回家便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出门上班前一定要把早餐的盘子放进洗碗机里，但是我今天回家又看到你的咖啡杯还留在餐桌上。我以为我能指望你，以为你既然是我丈夫，就会好好倾听我所说的话，用细心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我的要求，但我想是我看错人了。我们的确需要好好谈谈，越快越好。”最后这四个字她特别强调，在下面用力画了两条线。
我得承认，那时我的心情并不太好。我立刻抓起笔，在这张字条上写下“去你的！我受够你他妈的这些字条了”，然后贴在冰箱上好让她一早就能看见。隔天，我们就分手了，虽然在最后一刻她还想拦住我跟我说话，我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事隔不到一年，我便认识了露西。从我们一开始谈话，我便知道她是个说话简洁又干净利落的人，绝对不会像莫拉一样用拜占庭式的复杂修辞和转折让我直坠云里雾中。
我和她是因为旧货出售活动认识的，那时我照着她亲手绘制的路线，从大路循指示找到她的住处。在离婚后，我便经常去逛这种在自家庭院或车库中摆摊的跳蚤市场，喜欢开着车子到邻近一些我从未去过的街区，以狩猎的心态寻宝，并窥探那些我所遇到的人们生活中的一点点神秘，研究他们通过这些物品（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