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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唐书》病其事之遗阙，《新唐书》病其文之晦涩，当兼二书刻之，为《二十二史》。如宋、魏诸国既各有书，而复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张参五经文字唐人以《说文》、《字林》试士。其时去古未远，开元以前未改经文之日，篆籀之学，童而习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书景龙观钟，犹带篆、分遗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远，而为说日以凿矣，大历中，张参作《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开成中，唐玄度增补，复作《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向无板本，间有残缺，无别本可证。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并属诸生补此书之阙，以意为之。乃不知此书特《五经》之文，非经所有者不载，而妄添经外之字，并及字书中泛博之训。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者，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
○别字《慢汉书？儒林传》：“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近鄙者，犹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
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梭序》：“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传》：“绍圣中，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好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读宗庙，脾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盖已不可究。质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辑而存之，岁久必致沦失。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招绅之祸无一得免者。”天启中，篡辑《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则後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以胜之。且如《要典》一书，其言未必尽非，而其意别有所为，继此之为书者犹是也。此国论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崇帧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准绳乎？
○密疏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对，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後《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从之。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後，重为奋笔之文，追遗议于後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
○贴黄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至。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辞。崇祯帝英年御宇，厉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数月之後，颇亦厌之，命内阁力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犊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後，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记注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後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後，大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惟奏辞见二事。其後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旧唐书？姚踌传》：“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後，谋议皆不预闻，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始也。”
○四书五经大全自朱于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後，黄氏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名日《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入像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篡疏》，吴氏《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溢，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入而定字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自永乐中命儒臣篡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倪氏《辑释》今见于刘用章所刻《四书通义》中。永乐中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外误。至《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曰”，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谨《诗传通释》，而改其中“愚按”二字为“安成刘氏曰”。其三经後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书传会选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书传》。上以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问亦有未安者，遂诏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凡蔡氏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颁行天下。今按此书若《尧典》谓“大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高宗肜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西伯勘黎》谓是武王，《洛浩》“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论。
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干字音、字体、字义辩之甚详。其传中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後学。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内典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夕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自老庄之学行于战国之时，而外义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庄子也。于是高明之士厌薄诗书，以为此先王所从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人中国，其所言清净慈悲之说，适有以动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诸君子从而衍之，由清净自在之说而极之，以至于不生不死人于涅，则杨氏之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说而极之，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则墨氏之兼爱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佛氏乃兼之矣。其传浸盛，後之学者遂谓其书为内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将内释而外吾儒乎？夫内释而外吾儒，此自缁流之语，岂得士人亦云尔乎，《黄氏日钞》云：“《论语？曾子三省章》集注载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