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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
○北史一事两见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为东平王；後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伊为东平王。一事两书，必有一误。
《徐之才传》：“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今目之，之才即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其序传又云：“于路见狗，温子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伦敦亻隽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一事两见，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当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齐梁三书南史一事互异《南齐书》：“李安民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为崇。”按《宋书？孔季恭传》：“为吴兴太守。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梁书？萧深传》：“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後二千石皆于厅拜词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一以为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惠休，自吴兴太守徵为右什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南史？萧猷传》：“为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後为益州刺史，值齐苟儿反，攻城，兵粮俱尽，乃遥祷请救。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则又以为获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萧惠明传》：“泰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往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此又与李安民相类，而小变其说。
○旧唐书《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後”，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云“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郑从谠，刘邺、张睿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按此书纂于刘煦，後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监修国史，至晋少帝开运二年，其书始成。朝代迁流，简牍浩富，不暇遍详而并存之，後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新唐书《旧唐书？高宗纪》：“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
《天後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後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後张氏”。曰“追废”，则张後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饣束、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人终南山，未至凤翔，亦为未当。《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当作“萧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後传》：“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虽不异，而“户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後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稻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
《杨场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之法，用纸贴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日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琅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晨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
《旧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歧灵岳，同谋杀Г，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Г。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旧唐书》高仙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按《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不蒙，著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当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蒙灵”。《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会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会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字何所本邪？《曹确传》：“大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旧唐书？郑启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启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启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晋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启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缺贾逵，作二十一人。
《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後，而倒其文。凡吴氏《纠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大宗疏》，狄仁杰《谏武後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