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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报纸全力展开了古老的新闻战，在巴菲特看来，只有一家能最后生存下来。《信使快报》明白法院的判决为它赢得了时间，于是赶紧实现现代化——实现了自动排字并改善了设备。它的执行主编道格拉斯。特纳说：“他们批准了我几年来一直申请的东西——增加版面、风景栏、更大的喜剧版、更大的杂志版。我把职工的薪水提高了25％。”
这些新人在全城仔细搜索。罗伯特。麦卡锡， 《新闻晚报》的记者，说道：“如果《信使快报》在报纸上攻击你，你却不敢露面，而是一夜不睡来反击他们。”巴菲特还能控制的不多的事是新闻版的大小，对此他全力以赴。
“我们力争比别人有更多的新闻。”巴菲特对所有人说，“如果他们有7页的体育新闻，我们要比他们更多。让所有的传统做法见鬼去吧！”
在新闻办公室，人们觉得新老板十分与众不同。一个老手说：“看来沃伦真的对此感兴趣。”他会常常送来一张评论某报道的便条，还穿着T恤衫参加职工们的野餐。一群愤世疾俗的记者也喜欢他的怀疑态度。他没有武断地要求挽回经济损失，而是让报纸谈他更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富人们是多么贪婪和无德。
报道讲到加利弗尼亚圣罗莎的一个叫波希米亚格罗夫的秘密聚头处。每年夏天，像默维。格里芬，杰拉尔德。福特和雷。克罗克这样的保守商人会坐着公司的飞机飞到那里，聚会在红杉林中，感慨西方文明的没落。用《晚报》的记者纪实好手李。考普拉的话说：“巴菲特确定的报道角度是调查一下他们的飞机是否享受减税。当时正值石油危机，他认为那么做不对。”考普拉——这位发表头版炸弹的记者——则拒绝接受给他的职位，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巴菲特经营报纸的期望过高了。
在争夺星期天霸权的战斗上，《晚报》仍在蒙受经济损失。1978年《信使快报》每个周日都比《新闻晚报》多发行10万份。由于布法罗还在经济萧条中，当注意到被临时解雇的工厂工人数目时，人们不禁担心《信使快报》会倒闭。“委员会已买下了他们的生产线，”编辑默里。莱特回忆说，“每个周三或周日我都给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星期天我们有多少广告，实际上很有限。”
巴菲特常常打电话给莱特，他在布法罗的耳目，殚思极虑地想尽可能抢先确定周日报的发行，一个小时的交谈还是短的。“他对周日报的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兴趣。”莱特说。巴菲特会来布法罗会见大的广告商和零售商。他支持发行系列版和竞争——“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巴菲特回忆说：
我们有特殊的发行小组。他们每星期都会对我说：“这星期我们又推销出828份，这星期750份。”然后在星期五晚上，我就能预测周日的发行量，其实只增加412份左右。
在这种困境下，巴菲特产生了向曼。弗蕾迪，哈里。博特或肯。察思求助的念头。他看中的人是他的朋友，在奥马哈的斯坦。利普西， 《奥马哈太阳报》的出版商。可是利普西不想去布法罗。
“你这么办行吗？你每月去一次，看看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巴菲特说。
利普西想了想：“这算是什么工作性质？”
巴菲特小心地考虑着怎么回答，说：“如果你去了，一切都会改观的。”
利普西最后去了布法罗，每次以出版商助理的名义在那儿呆一星期，出版商在《晚报》出售后管理着一切。
可是《晚报》仍被禁令严重阻碍着。布里安特法官要求报社出示每个周日的顾客名单。晚报的推销员，工作人员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对手的律师抓住，作为违反法庭判决的证据。有一次他们认为晚报在搞歧视——一个大事件。对方的一个律师马桑说：“《晚报》的情况不太好，我们有能力规范它的行为。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可以接触到它的记录。”因此《晚报》基本上是靠联邦法院的恩赐发行的。
到1978年，《新闻晚报》税前损失达290万美元，是巴菲特损失最多的一年。利普西定期从布法罗给他打电话时，对他的镇定感到惊奇。“他已把所有的钱投进去了，他已让周日报欲罢不能了，他还受到垄断制约，可他却在自我勉励，对我的电话表示感谢。”
芒格的情绪则完全不同，在有关歧视的事件后，听到巴菲特要在什么地方演讲的消息，他十分恼火地给默里。莱特打了个电话。“告诉沃伦，”芒格激动地说，“你的话他还听得进，让他对讲话内容注意点。”芒格十分担心再来一次收费桥梁的指责。对此，巴菲特只耸了耸肩。
可是芒格发现报纸再不能决定它自己的命运了。在蓝筹公司的年度报告中，他甚至提到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可恶的官司又费时、又费钱、又无用而且不可预料。《布法罗新闻晚报》的最终命运还是个未知数，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
1979年，也就是蓝筹公司买下《新闻晚报》后的第三年，纽约的联邦法庭推翻了对 《晚报》的禁令和歧视诉讼，布里安特法官受到了严厉指责：
对第一次有关动机的诉讼，我们找不到一点证据证明巴菲特先生买下《新闻晚报》是为了挤垮《信使快报》，它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来占领《信使快报》独占的周日市场。
所有的记录只能证明巴菲特先生想尽可能地办好《晚报》，而没仔细考虑过他的竞争行为会给《信使快报》带来什么后果。这正是反垄断法提倡的，而不是压制竞争。
法律证明了巴菲特的清白。可事实上这场官司已经起了作用。虽然《新闻晚报》仍然主导市场，但《信使快报》每个星期天仍以多10万份的发行量遥遥领先。在澄清名誉的两个月中，明尼阿波利斯考尔斯家族的明尼阿波利斯之星暨论坛报业公司买下了这家早报。现在《晚报》仍面临着一场对另一
位外地大富豪的持久战。1979年，《新闻晚报》创纪录地损失了440万美元。
这是巴菲特和芒格遭受的第一次大损失。芒格回忆说：“我个人做了一次计算——我看了一下我的股票值多少和芒格家族最多能承受多大的损失。”
1980年，利普西开始全天在布法罗工作。巴菲特没有要求他这么干，可是利普西从巴菲特不太随便的言行中看出他实际上非常希望他这么干。利普西自己也深深地卷入了与《信使快报》的战争。
利普西负责《晚报》后，《晚报》又面临着与工人的新的危机。早在巴菲特之前，报纸的13家工会已从公司中得到好处，用芒格的话说就是，“跳山羊般的利润。”为了打破这种格局，巴菲特和芒格在1980年初的报告中针对工会写了这么一段：
如果布法罗《新闻晚报》发生罢工的话，只能导致报纸停业清算。
送报的卡车司机们想试试刀。1980年底，他们要求增加人手以及不工作的时候也拿钱——这真是十分要命的事。巴菲特拒绝了。那是12月份的一个星期一晚上，在僵持的第十一个小时，雷。布尔，《新闻导报》报社最大一家工会的代表，被人从一个教堂会议中叫了回来，以防止发生罢工。希尔是了解巴菲特的，知道他并不是吓唬人。他劝说司机们不要和他斗心机。司机们的代表是马丁。布鲁根，他曾当过酒吧打手，在过去一次唯一的罢工中还是小头头。布鲁根以为巴菲特不敢在与《信使快报》斗的紧要关头冒这个险。
有人叫来了一个醉醺醺的中间调解人。谈判一直进行了一夜。最后调解人转头对希尔说：“你看，雷，他们要罢工。”星期二早晨6点，司机们开始游行。
在其他工会的帮助下，报社开始印报纸。随后纠察队占领了卡车，记者们停止了工作并拿走了纸版，工作只好停下来。《信使快报》大受其益，登出了罢工的联名呼吁。布法罗到了最可怕的一刻。
据某个心腹人士说，巴菲特当时大汗淋漓。他知道如果报纸长期停产，他损失的市场占有率会要了他的命。他要么赶紧复工，要么关门大吉。可是如果他妥协的话，其他12个工会也会步此后尘的。
星期一大早，他就宣布，如果报纸不能出版，他就不发工资，并解雇全体员工。他还说如果司机们影响了最重要的周日报的工作，他宁可取消周日报。 《新闻晚报》的主要谈判代表理查德。费舍在挂上电话时感到他真是这么想的。
布鲁根由于受到其他工会的压力，也在出汗。希尔告诉他：“马丁，不管你要争取什么，你们都做得太过火。”最后，布鲁根眨了眨眼。司机们体面地让步了，到星期二下午，大街小巷上又看到《新闻晚报》了。
希尔说：“沃伦，这事过去了，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能继续下去。”
“雷，空袋子是站不起来的。”
希尔认为这话的意思是，他的会员能在报社战胜 《信使快报》后得到奖赏，可是权力的天平已经转向巴菲特一边了，就如希尔说的：“每一次罢工后的情况不可能一成不变。”
布法罗严重的经济萧条给这两家报纸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可争夺周日市场的战争仍在继续。《新闻晚报》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可差距仍然存在。5年后，它们的发行量是195000对265000，但它仍在赔钱，尽管赔得少了。
巴菲特买下该报后，它的税前损失已总计1200万美元。1982年初，芒格认为他们已经挖了一个永远填不平的坑。
如果不算《布法罗新闻晚报》和它遭受的赤字的话，我们本可以拥有7千万美元的资产和每年1千万的赢利。无论布法罗将来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百分之百相信它的赢利会比不买该报少。
过后没几个月，周日的发行量创下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