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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
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圣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十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
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补英文口试,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参加了,我又得了一个sehr gut。连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 gut。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博士考试一幕就此结束。
留德十年 十六完成学业尝试回国(二)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0…2…6 9:02:54 本章字数:2816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轰动主要来自 ProfKrause(克劳泽教授)。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像照相机那样准确无误。他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几种语言,他都能说。上课前,只需别人给他念一遍讲稿,他就能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讲上两个小时。他也跟西克教授学过吐火罗语,他的大著(《西吐火罗语语法》),被公认为能够跟西克、西克灵 (Siegling)、舒尔策(Schulze)的吐火罗语语法媲美。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据说在古希腊文中有类似的语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1941年1月14日我的日记中有下列一段话: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贺我的考试,又说:Prof Krause对我的论文赞不绝口,关于Endung matha(动词语尾 matha)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立刻抄了出来,说不定从这里还可以得到有趣的发明。这些话伯恩克 (Boehncke)小姐已经告诉过我。我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这样一来,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关于口试和论文,就写这样多。因为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写多了。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gmd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大家当然都觉得很可惋惜,我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我是她身边唯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我一想到相处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规模的猛烈的轰炸,还没有开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还平平静静。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熙攘,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ESpranger)。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去访问西克灵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读通了吐火罗文。我读他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从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朴老实,木讷寡言。在战争声中仍然伏案苦读,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就这样,我在柏林住了几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东仿佛凭空捡了一只金凤凰,喜出望外。我也仿佛有游子还家的感觉。回国既已无望,我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同德国共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学生,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教员了。我不需要再到处跑着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我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我的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研究所对面就是大学图书馆,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因此,我的写作成果是极为可观的。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日子虽然过得顺利,平静,但也不能说,一点波折都没有。德国法西斯政府承认了汪伪政府,这就影响到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护照到了期,到哪里去请求延长呢?这个护照算是哪一个国家的使馆签发的呢?这是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同张维等几个还留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严肃地商议了一下,决意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这在国际法上是可以允许的。所谓“无国籍者”就是对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义务,但同时也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其中是有一点风险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这一步了。从此我们就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伤害它。
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伤害我们。在轰炸和饥饿的交相压迫下,我的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的。我每天又机械地走过那些我已经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树。即使闭上眼睛,我也决不会走错了路。但是,一到礼拜天,就来了我难过的日子。我仍然习惯于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脚步不由自主地向那个方向转。席勒草坪风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绿树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时我却是形单影只,当年那几个每周必碰头的中国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两茫茫了。
我感到凄清与孤独。
留德十年 十七大轰炸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0…2…6 9:02:54 本章字数:2425
然而来了大轰炸。
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四年。最初一两年,英美苏的飞机也曾飞临柏林上空,投掷炸弹。但那时技术水平还相当低,炸弹只能炸坏高层楼房的最上一二层,下面炸不透。因此每一座高楼都有的地下室就成了全楼的防空洞,固若金汤,人们呆在里面,不必担忧。即使上面中了弹,地下室也只是摇晃一下而已。德国法西斯头子都是说谎专家、牛皮大王,这一件事他们也不放过。他们在广播里报纸上,嘲弄又加吹嘘,说盟军的飞机是纸糊的,炸弹是木制的,德国的空防系统则是铜墙铁壁。政治上比较天真的德国人民,哗然和唱,全国一片欢腾。
然而曾几何时,盟军的轰炸能力陡然增强。飞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每一次飞机的数目也越增越多。不但白天来,夜里也能来。炸弹穿透力量日益提高,由穿透一两层提高到穿透七八层,最后十几层楼也抵挡不住。炸弹由楼顶穿透到地下室,然后爆炸,此时的地下室就再无安全可言了。我离开柏林不久,英国飞机白天从西向东飞,美国飞机晚上从东向西飞,在柏林“铺起了地毯”。所谓“铺地毯”是此时新兴的一个名词,意思是,飞机排成了行列,每隔若干米丢一颗炸弹,前后左右,不留空隙,就像客厅里铺地毯一样。到了此时,法西斯头子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前的牛皮仿佛根本没有吹过,而老实的德国人民也奉陪健忘,再也不提什么纸糊木制了。
哥廷根是个小城,最初盟国飞机没有光临。到了后来,大城市已经炸遍,有的是接二连三地炸,小城市于是也蒙垂青。哥廷根总共被炸过两次,都是极小规模的,铺地毯的光荣没有享受到。这里的人民普遍大意,全城没有修筑一个像样的防空洞。一有警报,就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