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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在不久之前还听过张先生的课，转瞬之间就变成这副样子，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张先生的课讲得很好。虽然是资料繁多、缺乏趣味性的语言学课程，他也讲得条理清楚，幽默生动。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但一向少有人与他接近，因为听说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多，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本，同学会、同乡会之类，就是为了拓展关系网而建立的，海外关系和港台关系更被有些人所羡慕；但在那大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这却是人人怕沾惹的事，回避与疏离也是必然的。不过人并非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既生长在枝蔓繁复的人类社会里，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君不见那些社会关系最清楚、最单纯的红五类，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纷纷亮出许多海外关系来，这就可见马克思所言之不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实，张世禄先生既有国民党的关系，也有共产党的关系。他的胞兄张书旂是有名的花鸟画家，任教于中央大学，很为国民党当局所器重。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张书旂创作了一幅《百鸽图》，由蒋介石题上“信义和平”四个字，作为中国政府的贺礼，由中国国家代表团带到美国。这幅画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被悬挂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现收藏在罗斯福纪念馆中。后来张书旂侨居美国，客死在那里。但是，张世禄先生的堂弟张纪恩却是共产党的干部，1928年就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载有张纪恩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后来向忠发叛变，中央机关被破坏，张纪恩被捕，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中还曾提及。据说张世禄先生就是为了营救张纪恩而与国民党CC系发生关系的。其时CC系主管教育，正需要拉拢张世禄这样的名教授来支撑门面，张世禄也需要利用CC系的力量来营救堂弟，这样就有了交换的条件。张纪恩死里逃生，判为5年徒刑，而张世禄却陷入了CC系的圈套，参加他们主持的大学教授联谊会。虽然后来张先生下决心摆脱了CC系的关系，1949年教育当局给他送来飞机票，要他到台湾去，他也没有去。但是历史的痕迹已经无法抹去了。 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复杂的关系和历史的陈迹，建国以后张世禄先生就在精神的重压下过日子。尽管他业务很好，但总是不受信用，而且有事没事总是被找茬子来批一通。比如，张先生努力工作，课上得最多，本来应该表扬的，但却反而被批评为拿那么多的超工作量补贴，是资产阶级思想，倒不如那些不上课或少上课的人。但批评者也不想一想，张世禄先生有10个子女要扶养，怎么能放弃这份劳动所得呢？而一到政治运动来临，张先生的日子就更难过了。1950年代初期，到“革大”（革命大学之简称）里去学习，交代清楚历史问题是必不可免的；到1957年，又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虽然他并没有鸣放什么意见。好在这份上报名单恰巧落在他的浦江老乡石西民手里，石西民晚于张纪恩参加共产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有很大的发言权，他大概看在革命前辈张纪恩的面上，就借口业务上还要用人，把张世禄保了下来。所以张世禄先生后来又有一顶帽子，叫作“漏网右派”。而且“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批斗石西民时，还被拉去做过陪斗。 “文革”以前，领导人物就常常警告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并且不时要使用棍子来敲打一下，使之比较服帖；“文革”期间就更不必说了。但张世禄先生却是一直很自觉地夹起尾巴做人。他在政治上很谨慎，决不标新立异，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一觉得与政治有关，他马上放弃自己意见，立刻表态认同。比如，他根据汉语的特点，一向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但建国后看到用政治力量来推行汉字拉丁化，意识到这是政治问题，马上改变态度，撰文表态赞成。又如，对于大跃进时代的大兵团集体科研方式和日日夜夜持续作战做法，他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也坚持参加，不敢懈怠。虽然有时也会压抑不住，难免会蹦出一句惊人之语。有一天晚上，挑灯夜战编教材的教室里，电灯突然熄灭了，张先生脱口而出：“电灯都感到吃不消了！”这本是一句幽默话语，却被当作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从此，张先生就更加谨慎了。 但是，一涉及学术领域，张世禄先生的态度却硬得出奇，与他政治态度上的驯服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大概他觉得语言学上的问题，除个别带有方向性者外，大都与政治无涉，他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学术研究是他生命的寄托，在这上面，他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有“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有许多原来主张用“语法”二字来表述的人，都纷纷放弃己见，投到“文法学派”的旗下，只有张世禄先生仍旧坚持“语法”的称谓。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这是1949年以来，陈望道唯一的一次登上张家之门，目的是要张世禄先生同意“文法”的提法。但是，张先生就是不肯答应。他说：“我的观点，我会在报纸上发表的。”而他发表的，仍是“语法”之见。虽然这只是学术见解的不同，但是在当时，在复旦，张先生要如此地坚持己见，还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第二部分莲花落里探真情——记张世禄先生（2）
其实，张世禄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是自有主张，不肯随俗的人。他勤于著述，富有创造性。张先生出身于南京东南大学，这里是《学衡》派的基地，五四以后，以提倡“国学”闻名，校方也的确聘请有许多国学家来教学。张先生在这里打好了旧学的基础，但是他不愿意沿着前人的老路子走下去，他想用现代化的方法来研究汉语。于是他看中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学说。高本汉将西方语言学理论同汉语音韵学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语史研究方法，张先生认为这是汉语音韵学科学化现代化之路。他翻译了高本汉的许多著作，如：《中国语和中国文》、《汉语词类》、《诗经研究》、《老子韵考》等，将这新的研究方法加以引进。同时，他还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出版了《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究》、《语音学纲要》、《中国音韵学史》等著作。这都是1940年代以前之事。当然，他还写过其他许多著作，如《中国文艺变迁论》、《语言学概论》、《音韵学》、《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要》等书，但那段时期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他有意识地要改进中国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将它推向现代化。赵元任在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时，把高本汉的《汉语词类》与章太炎的《文始》相提并论，张先生就深不以为然，他认为章太炎的古音研究虽然是集古人的大成，达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但其研究方法是古典式的，毕竟还有局限性，要突破传统格局，必须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而高本汉的方法则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他们两人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这可见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问题，在张先生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他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也的确起了推动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开拓者。有一次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到复旦讲学，看见张世禄先生坐在台下，就说：“我是读了张世禄先生的著作，受到启发，才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可见其影响之大。
1950年代以后，张先生研究的重点转到词汇方面来，虽然也出版过几本著作，但影响不及三四十年代大，不过他没有停止学术上的思考，到“文革”结束之后，他又焕发了学术青春，80高龄之时，在中文系的学术报告上做《汉语语法的体系问题》的报告，说80年来中国语法研究都是洋框框，要重新建构，引起语言学界很大的震动。1978年他出版了《古代汉语》专著，提出了新的语法体系。张先生在学术上一生不断地创造，真是老而弥坚。 “文革”结束之后，张世禄先生的政治待遇也大有改善。在“两个凡是”思想指导的时代，给他做的政治结论还是“历史反革命”，张先生本着在政治上从来不抗争的原则，也就签了字，但是子女不同意，提出申诉，恰好转眼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审查的结果，才去掉了这顶帽子。学术界也恢复了对张先生的尊敬，他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后又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张先生此时认真地带博士生，一如他当年认真地教本科生。张先生本来就高度近视，以前上课时，常把鼻子贴着讲稿看字，现在加上白内障，视力就更差了。但他还是要认真地审阅学生的论文，就叫研究生把论文抄成大字本，并且录好音，他边听边看，边提意见，其吃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1986年，上海学术界隆重召开会议，庆祝张世禄先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65周年，张师母看到这个场面，当场就激动得流泪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张先生在晚年还能享受到这样的荣誉！这些事，对于一个学者说来，本不必太在意，但对张世禄先生，却的确具有特殊意义。 张世禄先生是在90高龄逝世的。1947年，他45岁，正走到人生旅途一半的时候，曾作过一首《自潮》诗云：“书剑飘零作客频，莲花落里探真情。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自误身。”这是对他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后半生的预言。
第二部分把“人”字写得端正——记贾植芳先生（1）…（图）
贾植芳与夫人任敏 1950年代前期，当贾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大受学生欢迎的时候，我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