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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那么，朱光潜可算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建筑师。开拓者引进了西方的美学观念，推动了古今美学的嬗变，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生活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有很多文化拓荒工作要做，特别是蔡元培和鲁迅，还要为文化革命披荆斩棘，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没有放在美学上，因而来不及系统地构筑新的美学体系。而比他们略晚一些时候的朱光潜，则可以专于一业，他终生潜心于美学，系统地译介西方美学理论，并且构筑了第一个较完整的美学体系。 朱光潜，字孟实，生于1897年10月14日。安徽桐城人氏。有清一代影响极大的桐城派古文，就发源于他的故乡。朱光潜的父亲虽然教他做策论经义，但他进入中学以后就受到了古文派的教育。因此，他读了很多古书，且做得一手好古文。但那时，新学的影响已经很大，梁启超那酣畅淋漓的文章，使他深为感动，并且促使他窥探外面的世界。1916年冬天，朱光潜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了半年小学，便到武昌进高等师范学校。但武昌高师中文系很使他失望，这里的师资力量还不如桐城中学。恰好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要选派一批学生到香港大学去学教育，朱光潜就应选而去，时在1918年。香港那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整个教育体制是西化的，朱光潜在这里不但补习了英语，而且广泛地接触了西学，这使他的知识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为今后的深造和进行美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1923年，朱光潜从香港大学毕业，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任英文教员，同时兼任上海大学逻辑学讲师。这时五四运动已经退潮，新文化阵营明显地分化，朱光潜对左右两方面的人物都有所接触，但却尽量回避卷入斗争，他只想通过教育的方法来改良社会。但是，因江浙军阀的战争，他所供职的中国公学停办了，他只好另谋他就。自然，他所能做的，仍是教育工作。因夏丏尊的介绍，他转至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语。在这里，他结识了对他颇有影响的几位朋友：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等，在他们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白马湖虽然风景优美，但也并非世外桃源，不久就起了一场风波。原因是匡互生想有所改革，却不为专制的校长所采纳，愤而辞去教务主任之职，引起很大的反响。朱光潜支持匡互生，也辞去教职，回到上海。后来，夏丏尊、丰子恺等人也赶到上海，再加上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等人，他们创立了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虽然在立达学园开办不久，朱光潜就考取官费赴英留学，但开明书店却与他的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长期为该书店的《一般》杂志（后改名为《中学生》）撰稿，而且许多著作都在这个书店出版。 朱光潜是在1925年夏天取道苏联到英国去的。先进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欧洲古代史。在哲学思想上，受康德、尼采、克罗齐的影响很深，这都是当时的流行哲学。3年修业期满，他又进伦敦大学就读，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旁听。1931年再转至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直至1933年他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才回到国内。他在欧洲滞留了8年。在留学期间，朱光潜除读了许多西洋书籍，研究了许多新的学问之外，还不断写作。他一到英国，就以通讯的方式，在《一般》杂志上与国内青年谈思想修养和人生态度，这些文章于1929年结集成一本书，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名，在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以浅近的文字和恳切的态度，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印行了几十版，成为一本畅销书。接着，他又于1930年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1932年出版了《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而且写成了《文艺心理学》的初稿和《诗论》的纲要，这是他前期的两本代表作。而对于自己的主要著作，他却非常慎重，并不急于出版，回国后作为教材，边教边改，改得比较成熟了，这才付印。——《文艺心理学》是1936年出版的，《诗论》直到1943年才出版。
正是在8年留学期间，朱光潜终于选定了他的治学方向：美学。这个方向的选定，一方面是由于他从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入手，必然会走到三者的交叉点——美学上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正如他在《谈美》一书中的《开场话》中所言：“讲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讲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感情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可见朱光潜选定美学为自己毕生事业，目的还是要净化人心，救治祖国，并非完全出于某种学术兴趣。 1933年，朱光潜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在清华大学兼课，教的就是“西方名著选读”、“西方文学批评史”、“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课程。那时，文艺界有所谓“京海之争”。所谓“海派”，原是指受商品经济影响较深的上海文人，但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之后，以上海为基地的左翼文人，也被指斥为“海派”。而“京派”则是指当时聚集在旧都（原为“北京”，时称“北平”）的一批文人，他们追求文学本身的趣味，而与新的革命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处于某种对立的地位。朱光潜由于经历和人事的关系，自然属于“京派”的圈子，而且由于他刚刚回国，没有历史的纠葛，被推出来主编“京派”刊物《文学杂志》。这一经历对他日后的生活影响颇深。
第四部分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朱光潜的美学历程（2）
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教于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抗战胜利后，他仍回北大，任文学院代理院长。在四川，他曾经激烈地反对过教育部派CC派特务头子程天放来做校长，并且写信给周扬，表示想到延安去；但后来被王星拱、陈通伯拉去当武汉大学教务长之后，却又迫于国民党关于“长”字号人物都要入党的规定，还是加入了国民党，并为他们的《中央周刊》写稿，而且被列名为中央监察委员。因为这个缘故，后来被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斥之为“蓝色文艺”。“蓝色”者，指国民党特务机关蓝衣社也。其实，朱光潜与蓝衣社毫无关系。他之被列名为中央监委，无非因为是名流，被拉去当作点缀品，这种事是所在都有，不足为奇的。作为一个学者，朱光潜一生都在教学和写作。除上面已提及的外，新中国建立以前他还陆续出版过许多著作，计有：《变态心理学》（1933年）、《孟实文钞》（1936年，1943年又增订为《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1946年）、《谈修养》（1946年）、《克罗齐哲学述评》（1947年）。 1940年代后期，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际上，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战后东欧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在国内，由于国民党官僚政府的加速腐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当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时，许多原属自由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在北平易帜前夕，国民党政府在抢运黄金、文物的同时，也有一个抢运人才的计划。朱光潜是名流，自然属于抢运之列。但是他拒绝南飞，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郭沫若的文章，在一段时期内自然给他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好在最高当局着意于搞统一战线，而且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对他也还比较了解，所以朱光潜的日子还算好过。 但思想改造的冲击是难免的。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认为带有旧思想，不适应于新社会，需要加以改造，何况朱光潜有着那样的经历，又从西方美学家吸取养料，建立了自己一整套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更是属于重点改造对象。朱光潜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倒也十分认真，他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检查自己的美学观点，并在1956年发表了自我检查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文章发表后，照例被一些左派理论家认为不深刻，需要继续进行批判。但不久，这次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运动却演变成为一场持续六七年之久的美学大辩论。这当然与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的提出有关。“双百方针”的提出，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可惜的是“齐放”、“争鸣”却总是为“批判”所代替。这场美学讨论可算是个异数，虽然仍旧有人喜挥棍棒，不时飞出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扣在别人的头上，但总算还允许别人反驳，所以讨论尚能进行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场美学讨论始终是在“美”和“美感”、“主观”和“客观”的抽象理论范围内进行，与现实文艺运动关系不大，不像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文艺理论，是直接针对当前文艺问题而发，对文艺界要产生实际影响；另一方面，“双百方针”既然提出来了，总得要树个样板，在人文学科内，由于上述情况，美学讨论无疑是最宜于做样板的。 作为争鸣的一方，朱光潜本人却是相当认真的。他利用当时所允许的条件，几乎是“有来必往，无批不辩”。——用时下流行的语言说，他是“用足了政策”。当然，他不是强辩，而是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坚持着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