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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顾影看身不自惭——周作人的晚年心态（2）
对于周作人来说，最难过的还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心理上的负担。有两件事，对于他说来，一直是解不开的死结：一是和大哥鲁迅的决裂，由兄弟怡怡变为形同参商；二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担任伪职，抗日战争结束后以汉奸罪被捕判刑。 鲁迅最重兄弟情谊，当年在南京读书时所作《别诸弟诗》就可见他对兄弟的深情：“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年轻时，鲁迅一直充当周作人的引路人，后来又为支持周作人的生活而牺牲自己的学业，提早回国谋职。周作人到北大教书，也是鲁迅引荐的。八道湾的房子买下修好后，鲁迅又把主房大院让给周作人一家住，自己则住在前院较差的房子里。五四时期，他们兄弟一同成为新文化战士，二周是并提齐名的。但是，周作人却听信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妇人的谗言，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绝情到了极点。从此，二人走着不同的道路：鲁迅继续他的社会改革主张，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而周作人则提倡闲适小品，从叛徒变成隐士，最终堕落为汉奸。现在，鲁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圣人、文化革命的旗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受到人们的崇敬；而周作人，则被视为民族的罪人，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劳绩，也被一笔抹杀了。两个地位原来相等的兄弟，现在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反差实在太大。鲁迅已经逝去，世情的变化他是无从感知了，而活着的周作人，则心态难以平衡。周作人在书信中常对当时的鲁迅研究论著有所非难，而独欣赏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特别是其中所云鲁迅的思想根本是虚无之说，此尚可说是学术观点的不同，不足为怪，而他对鲁迅坟头所设塑像，说是“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就难免使人感到论者有些心理障碍了。盖世间文人作家的纪念像多多，坐像立像都有，难道都是头戴纸冠乎？周作人因握有鲁迅的第一手材料，写了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而重新赢得了文学界的重视，但这种附骥于鲁迅之后的存在价值，对于他说来，无疑是一种讽刺。所以，他一方面为了生活问题而不断写作回忆鲁迅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决不承认他当年对待兄长的错误行为。此事知者不多，鲁迅又不愿在自己的文章和书信中提起，连日记中也是隐约其辞，不知内情者未必会引起注意。事情本来可以含糊过去，偏偏老朋友许寿裳和鲁迅夫人许广平都在回忆文章中翻出这笔陈年老账，这不能不使周作人感到尴尬和恼怒。 1960年暑假，我和两位同学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调查访问，周作人自然列入访问对象之内，但听说他正为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所谓兄弟》一节所写之事而光火，拒不见客。我们找到他和鲁迅当年的学生，后来与他们双方都有来往的常惠先生带领，这才接受访问。但所谈都是他在书中已经写过的，盖因新的内容他要留着另写文章也。后来读到《知堂回想录》和他给曹聚仁、鲍耀明的信件，知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说不辩解，而实多方辩解。比如，在《知堂回想录》第141节《不辩解说（下）》里，就指摘许寿裳道：“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又说：“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的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这里，用语相当混乱，与周作人一向清通的文风大相径庭。其实，当时鲁迅斥退周作人妻子所招来之徐、张等人，是说这是他们周家的事，你们外人不要来插手。这里所谓外人，是指周家以外的人，并非后来通称外国人为“外宾”者。周作人说他们是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显系偷换概念的手法。而且，许寿裳说出一点不同意见，何以就是“造作谣言”，就是“和正人君子一辙”呢？周作人说许寿裳是“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那么，肯定是因为许寿裳深知鲁迅的为人，又长期目睹鲁迅对周作人及其一家爱护关怀之情，这才不信周作人所说的“这事件的内容”，而别有看法。至于，周作人在这段回想录后面对鲁迅小说《伤逝》的解析，则仿佛倒是说鲁迅似有忏悔之意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这大概也只是周作人自己的感觉而已，文艺界、学术界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