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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乃枷耄怪叱隽送蚵砥豚车木置妗５牵瘟α肯胪ü纯刂蒲！⒖刂浦斗肿拥淖龇ǎ匆泊永疵挥型Ｖ构４佣戊魅鸬摹罢傺Х纭薄⒄抛髁氐牟渡毖耍焦竦矯C系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但这种种措施，只有使大学遭殃、文人受难，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教育》）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1997年5月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2）
陈望道先生年轻时，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外号叫“红头火柴”，是谓一擦即燃之意。这只要看他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斗争，因而被列为“四大金刚”之一；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和背后的造谣污蔑，终于与他闹翻，拂袖而去，即可见出他刚烈的性格来。但当建国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表情严肃的长者了，人们尊称他为“望老”。再加上传媒着意宣扬他的原则性、组织性，而抹杀他的个性表现，把他塑造成一个听话的好老头形象，就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了。 其实，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旧保持着他的个性，仍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不肯曲从于强势话语，更不肯迎合上意来误导群众，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只是，年岁已经消去了他“红头火柴”的烈性，环境也不允许他再作金刚怒目状了。但在某些场合，还能听到他的异调奏鸣，在很多时候，还能感受到他的人情温暖。只是，传媒不肯如实报道而已。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王力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望老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顶了一句，说：“王力先生，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王力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在复旦，他这种异见就表现得更多了。有一次，学校召开批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会，要望老出席，在批判会行将结束时，照例要望老讲几句话，以示尊重。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下发言，总要顺着大会的主导方向，说几句凑趣的话，至少，总要对大会加以肯定，对发言者加以鼓励。但望老却不然，他唱的几乎是反调。他说：“学术著作应是材料与观点的结合，观点经过讨论可以提高，但如果有大量可靠的材料作基础，那么这部著作是批不倒的。只有那种空头理论，一批就倒。”接着，他却批评起那些发言者来了：“你们今天的发言，为什么都是念讲稿？讲话应该发挥自己的意见才是。”弄得主持者很是尴尬。但校报发表会议消息时，只报道陈望道校长出席了批判会并讲了话，对他的讲话内容，则一字不提。这就是所谓新闻导向吧！ 望道先生自己也知道，他的话在当时是不起作用的，他也无力抗衡时代潮流，但实在看不过去的时候，他还是要讲。直言无效，则以幽默之语出之。在某一场合，大家谈到全国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倾向，都很有意见，而作为语文专家的望老，却突发奇论道：“别人都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我看倒是重文轻理。你们看，现在报刊上文章很多，但是说理很少，这不是重文轻理吗？”望老说得一本正经，听者为之绝倒。闻此言说，我乃悟到，望老为什么要把他主持的专门研究语法、修辞的研究室，再加上逻辑二字，定名为“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盖因逻辑观念、理性思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非要着重研究、加以推广不可。 大跃进时期，复旦掀起了集体编写教材的热潮。此热潮席卷文科，无人敢于抗拒。因为在当时，对此事的态度，就是衡量你对“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乃一重大政治问题，弄不好，是可以被打倒的。但望老并不紧跟，仍旧保持自己的见解。他对身边的人说：“这种东西，剪刀加糨糊，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一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所以，那时他不参加什么集体项目，后来也不肯主编这类东西。他一向认为，做学问应该踏踏实实，不能贪多求速。他不喜欢“著作等身”之类的话，认为这样毫无意思。据他的老学生倪海曙说，他常常用“驼子下棺材”这句歇后语来形容认识的发展过程，意谓一头着实了，一头又翘起来。因此，研究学问要“若存若忘”，长期坚持，不断探索，不断验证，才能有所成就。 “文化大革命”之前，学生会曾请望老题字，当时有许多政治口号，极为红火，学生会干部希望他能写上一句，但他不肯，只题了“又红又专”四个字，因为对这个口号，他是赞成的。但这幅字，大概不被重视的缘故，早不知被人丢到何处去了，他儿子想去找回，也没有找到。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大搞“批儒评法”运动，简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学者，为了紧跟形势，为了救出自己，或者还想附势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则以儒法斗争为纲来修改自己的旧作，或则改变自己一向尊儒的观点，为法家大唱赞歌。但望道先生则保持沉默，不肯附和，而且私下里还对他的研究生说：“法家杀气太重。……”虽然欲说还休，但忧虑之情可掬。那时，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望老的《修辞学发凡》，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望老不肯改，经一再动员，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出版社领导说：“这个样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望老对他的助手说：“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3）
望道先生不但在平和中保持了个性，而且在严肃中充满着感情。贾植芳先生就常常念叨望道先生当年对他的关心，那当然是在1955年他因胡风案被捕之前的事了。有一天，望老夫人蔡葵先生对贾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他们每月送给贾先生4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贾先生说：“他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这可见望道先生如何善于体贴人心，而且也很富于幽默感。其实，这种请人“帮助花钱”的事，是望道先生的老习惯了。1930—1940年代，他就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来支援穷学生，也并不声张，有时蔡先生发现他拿回来的工资太少了，问起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望道先生对朋友的情义，在乐嗣炳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充分。他们二人是1930年代提倡大众语运动的老战友，当年为了反对复古思潮，为了中国语文的新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甚至被人扣上红帽子。可是，乐先生命途多舛，一生颠沛流离，1950年代初在广西柳州军分区当联络员，做争取土匪的工作，但不知怎样一来，却被当作通匪的嫌疑分子关了起来。审查了三年，却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在老朋友司法部长史良的关心下放了出来，也不做正式结论。其时，望道先生身兼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华东文化局局长等许多职务，处于高位，但他并没有“一阔脸就变”，当乐先生于1953年8月份一回到上海，望道先生就介绍这位落魄的老朋友进复旦中文系做语言学教授。不料到得1957年，乐先生又被打成右派分子。望道先生还是非常关心他，在乐先生摘去右派帽子的当晚，望老偕同夫人，登门拜访。此后，二人仍经常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望道先生当校长时，正是校长缺乏权力之时。但是，他还是要利用手中不多的权力，来为师生员工做点好事。他常说学生能来复旦读书不容易，轻易不要处分。每当有学生犯事，——多半是思想上的事，公安局要来抓人时，望老总说慢点批，他要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因为公安局一抓，这个学生就要除名，这一辈子也就完了。所以凡是能保的，望老总要保一下。 望道先生自己掏钱买树，绿化校园，以及尊重工友，帮助工友等事，在复旦时有所闻。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临终时，还在关心复旦师生员工的生活，为复旦划归市区之事而操心。盖因复旦地处城乡结合部，划归市区或者划归郊区，处于两可之间，1950年代复旦原属杨浦区，属于市区，恰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却被划到宝山县去了，属于郊区，当时物资供应市区与郊区是大不一样的，——肉票、油票等，郊区都少于市区，点心票也没有，这在每一两粮票都算着用的时候，就使复旦师生员工吃亏不少。从那时起，望道先生就不断地向市领导提出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