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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觉。他们对王元化就施行了这种精神干扰术，使他神情恍惚，一度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后来他在《读莎剧时期的回顾》中回忆这段经历道：“在隔离审查中，由于要交代问题，我不得不反复思考，平时我漫不经心以为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一再追究下都变成重大关节，连我自己都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才能经受住这场逼我而来的考验。我内心充满各种矛盾的思虑，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在这场灵魂的拷问中，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中，感到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时候。多年以后，我在一篇自述文章中，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 由于这种精神折磨的结果，元化同志得了心因性精神病。撤销隔离之后，经过治疗，这才慢慢地恢复健康。 他的政治结论直到1959年底才下来，被定为胡风骨干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 他就是背着这个政治包袱，被安排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里来的。
第三部分为学不作媚时语——记王元化先生（3）
但是，政治上的磨难，却刺激了他学术上的发展。 既然从领导岗位上被拉了下来，当然也就可以免去在这个岗位上所必不可少的各种杂务；既然被开除了党籍，而且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也就可以不必再写那种配合形势、作为任务下达的应景之作，否则，五六十年代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也是令人穷于应付的；而且，困顿的人生阅历，倒也有利于进行独立思索，有利于辨别是非，看清问题。正如鲁迅所说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不但世人面目，而且许多理论问题、政策问题，都需要借助于人生阅历来思考和判断。 就这样，王元化阅读着，思考着，并且写些他自己想写的文章。 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他获准可以读书。有书可读，对于与世隔绝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这时，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除了进餐、在准许时间内到户外散步及短暂的休息之外，不肯浪费分秒的光阴。他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小逻辑》和莎士比亚的一些剧作，并且作了笔记。撤销隔离后，在回家等待结论的近三年时间里，他又继续研读了黑格尔的《美学》、《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演讲录》等书，并与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约20万字的西方作家对于莎士比亚的评论，他自己又写了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文章。他翻译的莎士比亚评论，在80年代初曾编印过一本《莎士比亚研究》，1998年又增订为《莎剧解读》出版，而撰写的莎剧研究论文，则在“文革”初期烧毁，再也无法面世了。 1960年初，元化同志被安排到上海作协文研所之后，需要天天上班，不能再由自己的兴趣读书了。这时，恰好所里的年轻人要他讲《文心雕龙》，他也就将研究方向转到《文心雕龙》上面。 文研所的年轻人之所以要王元化讲《文心雕龙》，是因为知道他对此书素有研究，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的推动下，当时文艺理论界正流行一种学习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所以研究《文心雕龙》是被允许的，如果再迟几年，怕就不行了。 元化同志说，他开始喜欢《文心雕龙》，是受鲁迅著作的影响。起初，他虽然尚未读到鲁迅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的话，但已看到鲁迅文章中有五处提到此书。特别是《摩罗诗力说》中在论及屈原时，引用了该书的四句话：“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并接着发表评论道：“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他认为，鲁迅这几句话写得好极了，私心在佩服之余，同时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兴趣。他在20岁左右时，就买了《文心雕龙》珍本藏书来读，虽然并没有完全读懂，但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1946—1948年，他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即今之北方交通大学）任讲师，教大一、大二基础国文，就选了《文心雕龙》里的篇目作为教材。元化同志从小就从师读过《说文解字》、《庄子》和《世说新语》等书，旧学原有相当的根基，但一旦正式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就觉得不敷应用了。这时，他一面认真备课，一面又向国学名家汪公严先生学习。汪先生通过《文赋》和《文心雕龙》的讲授，教他训诂、考据和辞章的基本功夫，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所以1960年他到文研所后，重新开始研究《文心雕龙》时，就比较得心应手了。 那时，有一位听讲的青年学者，曾用王元化的观点写了两篇文章，发表之后，还得到正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山东大学陆侃如教授的表扬。但元化同志本人却还在深入钻研，就像熊十力老人所要求的那样：“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他与父执韦卓民先生通信，讨论黑格尔哲学，又由韦卓民介绍，向熊十力先生学习佛学。虽然他的这些学习并非单是为了《文心雕龙》的研究，但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却有极大的帮助。此外，他又遍读了有关魏晋的著作，包括古书和汤用彤、吕思勉、周一良等今人的论著，以及《文物》、《考古》杂志上的有关文章。在做了扎实的资料工作和理论准备之后，这才动手写作研究论文。从刘勰身世的考证、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到《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释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当时，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兼任上海作协文研所所长，虽然是个挂名不管事的，但对元化同志的研究工作却颇为关心，还将自己收藏的《文心雕龙通鉴》借给他使用。这是巴黎大学委托燕京大学编写的极其有用的工具书，这时已是难得见到的了。王元化将陆续写出的《文心雕龙柬释》逐篇送给郭老审阅，郭老看后大为赞赏，回信说：“我信此书出版，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也。”郭老是古文论研究权威，他的赞扬，对王元化当然是很大的鼓励。友人彭柏山又建议将文章寄给周扬，周扬看了也很赞赏，要张光年在《文艺报》上发了一篇《明诗篇山水诗兴起说柬释》；接着，在上海《文史论丛》上也发了一篇《神思篇虚静说柬释》，这篇文章在海外学人中引起了反响。当时能以王元化的名字在重要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很不容易，可以说是一种亮相，对于改善他的处境是有好处的。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来临了，元化同志又被打成反革命，经历了更大的磨难。已经基本写成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原稿，也被籍没了。
第三部分为学不作媚时语——记王元化先生（4）
幸好稿子没有被毁掉，“文革”结束之后，终于回到了主人手里。1979年，王元化获得平反。同年10月，《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其深厚的功力和新颖的方法，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如果从1946年作者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授《文心雕龙》选篇算起，到1966年“文革”前夕基本写成，这本书的准备和写作，足足用了20年时间。初版本全书只不过17万4千字，有几篇已经写好的文字，作者自己觉得不够成熟，也就没有收进去，包括那篇已在《文艺报》上发表过的文章。1984年增订再版，加至18万9千字；1992年再加上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也只不过21万字。元化同志自己归纳此书的成书过程道：60年代完稿，70年代出版，80年代增订，90年代定本。 《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出版，不仅在研究方法上开启了新的局面，而且对于学界的浮躁作风，也是一帖对症药。时下学界流行“短、平、快”操作方法，不但追求多出书、出厚书，而且动辄要创造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结果是从资料到资料，从概念到概念，毫无创造性可言。王元化虽然是黑格尔的景仰者，但他景仰的是黑格尔哲学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思想力量，却并不想学习黑格尔去建造庞大的理论体系。他研究古代文论，目的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来纠正时弊，重在阐发真谛，启人思想，并不在表面上的系统性。所以在《文心雕龙创作论》里，他用的是释义的方式，而且有许多篇章是以“附录”形式出现的；此后出版的许多著作，用时下的标准来衡量，大都是论文集，而非专著。这与理论界的体系热相比，又是一种反调。 如果一个理论家所建立起来的体系不是综合和拼凑而成，而是真正富有创造性的，那当然是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但即使如此，理论体系完成之日，往往也是该体系建造者学术生命终止之时。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不断地创造，永不止步。 元化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这部重头著作之后，虽然已经进入老年，但在学术思想上仍不停顿。他不断地进行思考，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永远保持思维的鲜活和敏感。他的信条是“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贵，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而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所以，他并不为潮流所左右，却常常去揭发潮流的弊端。他所关心的，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一般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思想。所以他的文章虽然简短，却往往提出了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关于知性分析方法问题，对于五四的反思，对于黑格尔关于逻辑与历史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