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笱Ц苯涛癯ず椭泄哺吹┑澄痴讲砍ぃ沟Ｈ稳Ｕ慰谓萄惺抑魅危挥卸嗌偈奔淅垂苄挛畔档墓ぷ鳌Ｖ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并且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之后，王中才回到新闻系主持系政。正是1956年这股春风，使得王中重新萌发了理论工作的雄心壮志。他仍旧按他的三大块理论来规划新闻系的建构，而且特别重视新闻理论和新闻事业史的建设。他从政治课教研室等处调来一些教师，专门从事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工作，自己则着重抓新闻理论的研究，并且带了一些青年教师到苏州、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进行报纸调查，探索新闻改革经验，回来后写出了《新闻学原理大纲》。 当时，人们都还沉浸于学习苏联的思维模式中，王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一次，学校请了苏联专家到新闻系讲课，王中竟对教师们说：不要听他的，苏联报刊史的路子太狭，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办报经验。同时，他还提出，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办报经验。在他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创办了两份杂志：《新闻学资料》和《新闻学译丛》，就是为了总结自己的新闻经验和借鉴外国的新闻经验用的。《新闻学译丛》不但翻译苏联的东西，而且翻译西方的东西；《新闻学资料》不但准备发表解放区的办报经验，而且还请了许多上海老报人写文章，打算总结近现代老上海的办报经验。应该说，王中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人，而且视野也很开阔。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学科建设”的积极分子，是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把学科建设的框架搭起来了。 可惜好景不常，王中的建系计划还没有充分展开，政治气候就发生了变化。反右运动一开始，王中的计划就付诸东流。《新闻学译丛》出了5期就停刊了，《新闻学资料》刚排好创刊号的校样，还来不及出版就胎死腹中。《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写作，当然也就搁置起来。——但正因为这两种新闻事业史尚未成书，研究者还可逃过一劫，而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则成为全国新闻界大批判的靶子，王中本人也就成为新闻界的大右派，而且祸及许多追随他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第二部分早起的虫儿——记王中先生（2）
但王中是根硬骨头，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从来就不承认他的新闻理论是错的，不但在批判会上据理力争，而且还写文章来反驳批判他新闻观点的党报社论。王中是老党员，经历过各种运动，他自然不会不知道批判文章是不允许反驳的。但是，他还是要写反驳文章，从社论的文风到理论观点，一路驳过去，既有理论的说服力，也相当尖锐辛辣。当然，这种反驳文章，在当时是决不可能发表的。但他还是将底稿保存着，直到23年之后，在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发表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上。这当然是马后炮了，只能当作历史资料来读，早已失却了现实意义。 既然有理无处讲，而且成了老运动员之后，经常要挨批挨整，王中就渐渐变得——或者毋宁说装得玩世不恭起来。表演得最精彩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幕： 工宣队进驻复旦之初，有所谓“九五行动”，也就是对师生员工全面大抄家，王中自然是新闻系的重点对象，但王中家里实在并无长物，既无金银财宝，也无书画珍品，工宣队员要他交出银行存折来，王中说：“在皮箱里。”工宣队员要他打开皮箱取出来，王中拍拍肚皮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弄得工宣队员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像王中这种经历的人，“文革”之中上门外调的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一次，北京有人来向他调查谷牧的事，自然是要他提供谷牧的“反革命罪证”。外调人员照例要拍桌子瞪眼睛先把受调查者教训一顿，以为这样可使对方老实一点，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资料。殊不知王中根本不吃这一套。当然他也不能据理力争，于是装得很害怕的样子，说：“我心脏不好，你们一拍台子，我就头昏，脑子糊涂了想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要拍台子，让我慢慢地想。”外调者为了要材料，只好收起凶相让他思考。王中一边抽烟，一边作思考状，等到烟抽足了，说道：“我反复想过了，我认为谷牧是好同志，没什么问题。”外调者想再施加压力，王中就不再言语了。 王中虽然自己的处境极其恶劣，但还是尽力在保护别人。在干校里，有一次贾植芳不小心将一只摆在床边的火油炉踢翻了，积极分子说他有意破坏革命群众的东西，意在进行阶级报复，要对他进行批斗。正在危急之际，王中忽然站出来说：“这只火油炉是我的，踢坏了没有关系。我不是革命群众，所以他不是搞阶级报复。”弄得积极分子们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王中的烟瘾很大，宁死不戒。有一次在干校与人谈起吸烟，他说道：“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烟。”不料被一个积极分子汇报上去，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说他是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革命群众每天早上的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王中这样说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先是喇叭上广播，接着是开批判会。不料王中的回答却是：“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嘴巴不干净，不能马上读毛主席著作；如果用不干净的嘴巴来读毛主席著作，这才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弄得工宣队和积极分子们无从反驳。 王中在干校里跌坏了腿，又有关节炎，回校之后，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走路，竹竿比他的人高，早上再挎一只菜篮，到菜场买菜，活像电影中乞食的祥林嫂形象。他借住在体操房里，自己养鸡。别人去看他时，他会拿出一筐鸡蛋来展览，每个鸡蛋上都用铅笔写着某月某日生。我问他搞什么试验？他说：“好玩。” 但是，王中的血并没有冷。他需要人理解，他等待人们理解。“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学生以钦佩的口气说：“别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只有复旦的王中，始终不肯检讨。”当别人将此话转告王中时，王中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可见，王中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已。从他答友人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中的心态：“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所以，到得大地回暖，“右派”改正之后，他的改革热情又来了。他重新执掌新闻系系政，并且兼任复旦分校校长。他仍想在新闻系完成他未竟的改革事业。他在复旦新闻系创办了《外国新闻资料》（后改为《世界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新闻学术情报》（后改为《新闻大学》）等刊物，想重整旗鼓，再度进行学科建设，只是此时他已经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开始，他还能拄着拐杖走路，认真地抓新闻系的建设工作，还应老战友的邀请，到兰州、南宁等地讲学，宣传他的新闻观点，后来，只能坐在轮椅上出来看看，最后，就长期卧床，终于不起。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1）…（图）
蒋孔阳与夫人濮之珍 蒋孔阳先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美学家，但是，他既不是哲学系出身，也没有受过文学系或艺术系的科班训练，年轻时读的倒是毫不相干的经济系。然而，他对经济问题却并无多大兴趣，倒是热心于杂览。有一次，偶然读到郭沫若的《女神》，为其磅礴的气势所感动，从此就喜欢上文学了。那时，他所就读的中央政治大学，地处重庆南温泉，是风景佳丽之所，他在课余常徜徉于山水之间，渐渐也就培养起审美情趣。 1946年，孔阳先生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被分派到苏北一家农业银行工作。苏北这地方虽然艰苦一点，但银行是金饭碗，该是一份不错的职业，而且，干它几年之后，也不愁没有升迁到大城市的机会。但是，无奈他与无穷的数字格格不入，终于还是丢掉这只金饭碗，跑到南京中央大学去听他所心仪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课程。那时，他在重庆就认识的濮之珍女士也在南京，两个人一边学习，一边谈情说爱，逛遍了南京的山山水水。他们沉浸在爱河里，简直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存在，把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完全置之度外，对国内战场上浓烈的硝烟若无所闻。我曾经看到过他们当时拍的照片：孔阳先生西装笔挺，濮先生长发披肩，很富有浪漫情调。这该是他们最值得回忆的岁月。直到1997年春天，他们都已年逾古稀，还豪兴勃发，两人搀扶着到南京去重温旧梦，追忆那逝水年华。 但是，经济毕竟是基础，没有职业的浪漫生活终难持久。孔阳先生非得再找个工作不可。这时，林同济先生正好在筹办海光图书馆，他对孔阳先生的文章颇为赏识，就把他招到图书馆办事。这个图书馆规模不大，事情也不多，倒是读书的好地方。孔阳先生就在这里做起学问来。1951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孔阳先生开始时教的是新闻写作，那是有什么课就教什么课，没有选择的余地，到1952年，这才转为教文艺理论。在复旦中文系教过文艺理论课的名人很多：冯雪峰、胡风、刘雪苇、唐彛⑼踉⒄陆浴耸保腔蛟虻惫伲蛟蚪吹┑奈囊绽砺劭蔚钩鱿至丝杖薄＝壬兔熳约觯鄙狭宋囊绽砺劭谓淌ΑＮ�1953年入学时，一年级的“文学概论”课就是孔阳先生讲授的。那时，他才30岁，风华正茂，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每次登上讲台总是先把怀表掏出来往讲台上一放，这才开始讲课，很有派头。濮先生则还梳着两根小辫子，教我们的写作课。 孔阳先生没有教完我们的“文学概论”课，大概还差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