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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斜了他一眼，心里不由一阵疑惑。有这等好事？世上哪有白吃的午餐？这家伙看来是个老滑头，无非是想让人领他到目的地。他要是真的在第五大道拥有一幢大楼，还会每天这样一个人折腾着上下班？我断然谢绝了他的好意。就在我想脱身的时候，老头儿又问：“你能告诉我你是哪里来的吗？”
“我是中国人。”
“啊。太好了！我已经好久没遇上中国人。要知道，我是在中国出生的。”“真的？”“还能骗你？我见过毛泽东，蒋介石。”他很准确地用只有老一辈人才会的“韦氏音标”把“蒋介石”念成Jiang Kaishek。
“我还去过延安。”盲人继续说下去，“毛泽东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拍过照。”
“请问你今年几岁了？”盲人的话立刻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顾不上美国人互不打听对方年龄的禁忌了。
“62岁。”
几十年前美国人能看见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机会，只有在1945年“8·15”日本战败投降到1946年上半年这段时间。我掐指算了一下，身边这个美国佬那时也就三四岁，是有可能“坐在毛泽东的膝盖上”拍照的。他的话也可能有吹牛的成分。以当时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从重庆到延安，小飞机的空间极其有限，从未听说还有美国人带了孩子同行的。
“相片还在吗？”“当然在，有好几十张，不，超过100张！还有宋美龄，周恩来，有马歇尔，还有史迪威将军，”他一一道来，如数家珍，“你知道史迪威将军吗？”
“就是罗斯福总统派到中国来充当蒋介石的联军参谋长和缅甸印度战区总司令的那位？”“啊！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我喜欢写些小文章，能让我看看那些相片吗？”“怎么不能！看来你是我的知音，别人都不稀罕我这堆泛黄的相片。”
我跟盲人交换了名片。名片显示，他是个法律和心理学博士，在第五大道与23街附近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汽车总站到了，我本来是上三楼坐车，但热心地将老头儿先送到了四楼。
四楼入口处有很多乘客，见到我们顿时叫起来：“哈，你真厉害，又让你骗来一个。你一定也将他列入你的遗产继承人名单了吧！你是不是要将女儿嫁给他？你大概邀请他参加圣诞节旅行吧……”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盲人岿然不动，镇定如常。他松开了拉着我的手。
我争辩说，我完全出于好意，没有接受他任何好处。
“我们不相信，他一定给你许诺了。”
他们没错，盲人不愧是心理学博士，他能在瞬间抓住常人的心理弱点，来为自己所利用。我也没能免俗。
我心存侥幸，隔天又给盲人打去电话。那是一个请你留言但永远没人接听的电话。
在这个人与人之间日益冷漠的世界里，盲人利用人们各种各样的私心，顺利地帮助自己走完每一段路，或许这也算是一个可爱的生存法则吧。
第四部分 昙花何时开大 寒：阎耀明
天干冷干冷，北风比尖刀还硬，割得脸皮痛。
跳下公共汽车的宝根把旅行袋甩到肩上，嘴里吐出的雾气浓浓的。
晒暖儿的毛头问，宝根哥，回家过年啊？
宝根响响地应着，将带毛领的皮夹克拉链往下拉一截。
愣啥？还不帮把手！宝根拍电视机箱子。
毛头跑过来，帮宝根抬电视。
康佳大彩霸。新的？
当然。宝根说，21英寸，纯平的。
宝根在城里电器公司打工，一年才回一趟家。
爹笑得合不拢嘴，娘乐得不停地咳嗽。过年了，宝根抬着大彩电回来和他们团聚，他们当然高兴。
咱家的黑白电视早该换了。宝根说。
接着，宝根就一样一样地从旅行袋里往外掏东西。
爹，这是古井贡，名酒呢，孝敬您的。宝根说。
爹美得拿酒的手不停地抖。
娘，这是给您的，羊绒王的毛衣，花三百多块呢。宝根说。
娘喜得咳嗽着说，这么……新鲜的色儿，太……艳了。我能穿？
咋不能？城里的老太太都穿这么艳的衣服在外面又扭又跳的。
宝根又拿出一叠钱。这是宝根挣的，娘，您收好。
娘接过钱，数。
爹小声问，没给春兰买东西吗？宝根说，买了。却没拿给爹看。
爹不再问，说，买就好，买就好。
晚上，宝根打开电视机。效果真好，一汪水儿似的。爹娘喜滋滋地看。
宝根说，你们看着，我出去一趟。
娘笑，对爹说，去找春兰了。
宝根见过春兰的爹娘，就猫在春兰的小屋里，跟春兰说话。
猜，我给你买什么礼物了？
春兰举着拳头轻擂宝根的胸，我不猜我不猜，快给我看！
宝根把春兰揽进怀里，说，你肯定喜欢。
是一枚金戒指。春兰喜欢金戒指，宝根曾暗暗下决心，一定要给春兰买上金戒指戴。
宝根把戒指小心地戴在春兰的手上，捧着，看。
春兰一下就抱住宝根的腰，叫，宝根哥……
北风中的年味儿一日比一日浓，年已经来到眼前了。
村委会主任却领着警察来到了宝根家。宝根爹愣了，娘也愣了。警察问，你是宝根？在电器公司打工？宝根说，是。警察拿出一把小铁锤，问，这是你的？
看见铁锤，宝根没话。你就是用这把铁锤砸昏电器公司经理，抢去了 8000块钱的？警察问。宝根说，是。
警察逮捕了宝根。宝根爹娘叫着追出门。春兰哭得成了泪人。
宝根说，爹，娘，不怨儿子，我辛辛苦苦干活儿挣了8000块钱工资，可那黑心的经理一分也不给。他办公桌里有两万多，我只拿了8000。春兰，我也不想这么干，可我没有办法。
宝根被带走了，像是被割脸皮的北风卷走的一样，无声无息的。
冬天的风很冷，刮得脸皮痛；现实中的种种无奈，比北风更似尖刀，刺得人心痛。
第四部分 昙花何时开民工回家：曾 颖
年底，在报社组织的一场“帮助民工讨工钱”的活动中，民工陈二终于拿到了被拖欠了3年的工钱。3年前，他和一个老头儿被人请去守一座烂尾楼，说好260元一个月，但一直没兑现。当他从报社记者手中接过那沓厚厚的人民币时，竟突然有一种中了大彩的兴奋，尽管他知道那笔钱本来就应该属于他。
在向报社领导们鞠躬并对摄像机和照相机说了无数声感谢之后，他决定回家。因为讨工钱惹恼了建筑方的领导，明年开春烂尾楼显然是守不成了。
第二天，陈二裤裆里藏着7000多元钱，腰上挂个铁锅，背上背着山一样的大包裹，带着十几个馒头晃晃悠悠地上路了。天下着小雪，每走一步，腰上的锅都会“当”地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在训斥和责骂声中，陈二坐公交车来到火车站广场。今年，和他一样想早早回家的人似乎很多，他扛着大包排在队列的最后。几个小时后，他终于拿到了写着家乡名字的一张车票。其间，他吃了3个馒头，拒绝了十几个票贩子，还忙里偷闲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一个胖老太太拿着罚单要罚他5元钱，吓得他几乎哭出声来。
在车站又待了10个小时，他又吃了4个馒头。大厅里暖暖的空气让他的眼皮想往一处合，他掐一把自己的大腿，坚定地把瞌睡虫撵走了。
上车后，背包和锅让他吃了很多苦头。在另几个后生的帮助下，他终于坐到了属于他的硬座位上，与他同座的是几个青年民工。小后生们花钱大手大脚，凡列车上卖饭卖酒，一律是来者不拒。这让陈二感觉有点儿恐慌，总觉得自己是一只钻进狼群的小羊。小后生们请他喝啤酒，他不喝，怕遭蒙汗药；给他递烟，他也不抽，害怕遭迷烟。拉家常时，他尽量多听少说。偶尔迫不得已要发言，也只是面红耳赤地大骂包工头太狠欠工钱不还，让他在城里待了三年也没挣到一分钱，还欠下一大笔账。他不是个善于撒谎的人，每当说到此时就会脸红。
又过了两天，消耗馒头8个，家突然离得很近了。在他下车的时候听见前面几节车厢里传来新闻：一个老年民工因为恐惧而精神失常，把包里的钱一张一张地发给车上的旅客。而另一车厢里的乘客就没这么幸运，他们被一个突然精神失常亮出刀来要砍人的青年民工吓得半死。
从县上到乡里，拖拉机要走3个小时。从乡里到家还有两三个小时的山路。陈二摸摸怀里还剩最后一个馒头，算一算一路所花的钱，决定自己走回去。
此时已是晚上10点多，他背着大包走在通往家乡的那条山道上。一下子，这条走了30多年的路使他感觉非常亲切。他张大嘴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突然有一种想唱歌的冲动。
他发现，已经远离他3年之久的唱歌功能正在恢复。他的歌声和腰上的锅发出的脆响在山谷里传得很远，他很久没有见过星星了，它们像顽皮小孩的眼睛一样闪啊闪……
离家最后半小时的路他几乎是以冲刺的速度跑回去的。这是经过了上千公里的跋涉之后的最后冲刺。在黑夜中，他似乎看到了那个被他叫做花花的女人对他含羞一笑，正坐在残破但还算温暖的炕上，他那不知已长成什么样的儿子开始很是惊恐，后来甜美地叫了他一声爹。
小院里那棵脱光了叶子的老银杏树已出现在眼前。他知道，那树下就有他想要的一切。他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走，腰上的锅像快节奏的小锣。
但就在他举手拍门的时候，突然又凝住了。他突然想起烂尾楼里那几个拾破烂的人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