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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始终面对现实，勇敢地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而这些也就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想言，所想为的——这作品正喊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导演的成就可以说是非常优异的收获，他使一些说教的枯燥场面，演得那样流利活泼，既不流于为娱乐而娱乐的闹剧，又适当地传达了作者所企图反映的旨趣。无疑，这是一种使作品容易接近广大群众的方式，但假如操纵得不好，那是很危险的。在这戏里导演对这方面的努力算是做到了恰到好处的境地。”
蔡楚生不仅对《民族的吼声》有这样高的评价，对我个人也极有好感。他曾多次对人说：“汤晓丹是最懂镜头艺术的导演。”当时，香港的电影，尤其粤语片，仍有恐怖片、神怪片、色情片……不断投入生产。所以蔡楚生会高呼：“希望全华南的电影工作者来一个进步电影大竞赛。”这里，我特别怀念与我一起创作《民族的吼声》的演员张瑛、冯峰、王莺、陈天纵，监制人赵树燊等。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在厦门读书时就表现在行动上了。我付出了代价。如果说当年我是把自己的仇恨用标语贴在墙上、用漫画发表在报上，那么，这时我把它体现在银幕上。抗日三部曲是它的延伸发展……
在回忆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电影界的所作所为时，我感到特别兴奋、自豪的是，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共同完成的《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三部影片（我把这三部影片定为“抗日三部曲”），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拍摄的《血溅宝山城》一起，都载入了电影史册。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虎口脱险
虎口脱险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寇偷袭珍珠港后几小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对日作战。香港立即受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我居住的九龙尖沙咀，房屋倒塌，血浸尸骨，伤者哭声揪心。后来，进攻和反击的拉锯战就在我家所在地带展开。我只有躲在屋里听天由命。
当英国驻军撤退到总督府高地时，日军丧心病狂地冲进医院，用机枪扫射病员，轮奸妇女……
日军的大炮就安置在我们住屋楼下。我们处在双方火力夹击中。
只有冲出火海，才能有生路。我第二次冒着日寇的炮火死里逃生。当我跑到制片人王鹏翼家时，他们全家都惊傻了，不相信我能活着站在他们面前。战火持续了近20天，香港才沦陷。王鹏翼家储粮不多，又无处补充购买，大家商量每日进食两顿，半饱活命。拖了3个月，最后没米下锅，我很过意不去。
一天，王鹏翼邀我外出看朋友家怎么度日。我不肯，他只好独出独回。原来，人家早已开始吃救济米了。第二天，他硬拉我陪他去办申请手续。地点在白帝街一幢两层楼房里。主管叫洪仲豪，专门为电影同行办事。他也是一位导演，我与他平日无来往，突然向他开口要粮，心里很不乐意。他在人堆中忙碌，我老远站着。发现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我便问王鹏翼：
“你不是说全是电影同行办申请吗？怎么没有熟人？”
王鹏翼笑着回答：
“可能爱面子，都叫家属来。”
立刻，我感到羞愧、气愤，暗暗自责：
“早知今天要用这样的方式还米债，我宁愿饿死……”我仍然站着不动。王鹏翼也停在我身边。
洪仲豪无意中发现了我们，热情地走过来问：“领粮吧？那边请！”
办事员是为我的戏写宣传稿的潘培元。他当然格外礼貌。他反复看手上的簿纸，说：
“怪了，您名下的米怎么早被人领走了呢？”
我本来就不愿领什么救济米，潘培元的话反而使我高兴。我马上退出领米行列。
王夫人看见只有自己丈夫背回大米，脸色微显不悦。我故作不知，心里盘算着另找友人家栖身。
拒绝说日本话
不知南洋影片公司老板之一的邵邨人怎么打听到我住在王鹏翼家，派人来请我去吃饭。我与邵邨人无论在上海和香港都无个人交往，仅合作过一次。那就是摄制《一个女明星》时，他是编剧。我在香港与南洋公司的合作，都是通过制片人王鹏翼。兵荒马乱时刻请我吃饭，我很纳闷，当场就谢绝。
王鹏翼拉我到里屋劝说：
“去看个明白再拒绝也不晚。”
走进邵家门，看见邵邨人和两个日本军官在喝酒。他见了我急忙站起，出奇地热情。他说，两个日本军官是隔壁兵营的队长，为他家送来了大米。请日本客人吃饭，要我当翻译。
我平时能讲流利的英语，确实也会说几句日本话。不过这时，我很恶心，截铁斩钉回答：
“我不能说日本话。”
邵邨人有点惊诧反问：
“你不是去日本留过学吗？”
“你错了，我不是留日学生。我不能说日本话。”
我两次强调“不能”两字，我觉得用这两个字比用“不会”更恰当，更有分量，更能表达我心中的怒火。
邵邨人有点尴尬。他请我坐下喝酒。我礼貌地告退。
不与日寇合作
1942年夏天，香港日军报道部发请帖邀我去著名的半岛酒店顶楼餐厅赴宴。我思考再三，壮着胆了去观察动静。我有意晚一点到。看见还留在香港的影剧界名人梅兰芳、胡蝶、金焰、高占非、王人美、吴永刚、王元龙、薛觉仙、谢益之等大约30人已先到。
日寇在香港的头目矾谷廉介和其他几位军官神气活现地介绍他们的“胜利”，表示对香港“施仁政”，希望大家“安心在香港发展中日文化”等等。薛觉仙这位粤剧名人发言答谢。
日本军官们围着电影皇后胡蝶敬酒，对电影皇帝金焰就没有那么“热情”。
翻译和久田自称中国通。普通话、广东话都很流利。他端着酒杯走到我们这边，逐一举杯时间我：“过去在哪家公司？”我吱吱唔唔不作答。同座的谢益之插嘴道：“他是最红的粤语片导演。”可能正是这句话，给我日后带来了麻烦。
过了个把月光景，和久因举行茶会。地点在香港皇后道娱乐电影院对面七层高楼茶厅。应邀出席者只有电影界的演员、导演和制片。我仍然有意晚到。比我先去的有吴楚帆（演员）、莫康时（导演）、王元龙（演员兼导演）、陈皮（导演）、严梦（导演）、王鹏翼（制片）、谢益之（制片）……
同行三三两两小声交谈。和久田顺势表示以后要多举行茶会联络感情。我心里总有不祥预感，只与邻座的吴楚帆闲扯了几句。
我的预感是对的。日本侵略军头目计划拍《香港攻略》。编剧陶山铁是日本人。和久田出面邀请我导演。谢益之还从旁劝说。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决定是少数人先商量过的。我就说：“编剧写出剧本再说。”和久田与谢益之都以为我已同意，面带喜悦问：
“有什么具体要求？”
“等看了本子告诉你们。”这是压住心头烦乱的搪塞回答。
走为上策
回到家里，心乱如麻。事情发生得大突然。摆在我面前的是“去和留”的选择。我是一个中国人，两次受日寇战火袭击死里逃生。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正受着日寇铁蹄践踏，我能昧着良心为敌人歌功颂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作出了尽快逃出虎口的决定。这个打算，只能悄悄与王鹏翼商量，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
王鹏翼知道有地方办回乡登记后，我立即用叶圣哲的化名去领了介绍购买船票的条子。
临行前，我给和田久简单写了几句，说因母病回原籍，恕不参加《香港攻略》摄制。贴上邮票，请王鹏翼等我到了广州湾后再发。我不愿因为我的出走殃及别人。
码头上查票很严，我混在还乡的难民队伍中，心里一直担心被人发现。船离岸，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难民生活
难民生活
到广州湾后，才发现地方小，集聚的难民多，生活消费高。最初几天，我住在一家小客栈，后来经友人介绍搬到片商朱少梅的发行所寄宿，用不着付房费，这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那里房间不大，除两张木板床（住着我和冯文伟）外，还堆满了片盒子。每天，我还卖力为他们搬进搬出。冯文伟原是在学青年，香港沦陷后流亡到广州湾学影片发行混饭吃。他的父亲原是香港精益眼镜公司老板。富家少爷能在国难当头自食其力，难能可贵。我和他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在广州湾进退维谷，我们决定赴桂林。除我和冯文伟外，还有朱少梅离开广州湾时委托的代理人老陈。几部老片子雇三个人挑着，最初150公里全是坑坑四四，迈脚困难。可能是防止日军进入，政府采取焦土抗战策略，自己炸毁了公路。停停走走，耗时4天。还算幸运，没有碰到敌机。麻烦是过当地机构设的关卡，要排长队。老陈为争取片子通行，还要察言观色，但即便这样，也难以完全避免被敲竹杠。
沿途，扶老携幼逃难的人太多，吃住难解决，我们只好在小客栈门口坐靠过夜。肚子饿不说，蚊子大得让人吃惊，被叮上一口，就是一个大红包。经过苦熬跋涉，才在玉林朱少梅发行处小屋内的木板上躺了一夜，算是舒舒服服睡了个党。
从玉林到桂林，还要乘联票长途车。车内人挤人，车顶堆满乱七八糟的行李包，车子严重超载。开车后才发现全是又窄又曲的土公路。来往车辆多，经常堵上一两个钟头。我就闭着眼睛。不见不急。
所谓联票车，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