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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决心一下，大家立即行动。
河水冰冷刺骨，河中间有两三尺深。河面有六七十米宽，开始时卷着裤腿，但很快被浸透了。男同志扶女同志，体强的帮体弱的。我在队伍中间，一边蹚着水，一边轻声鼓励大家。只听到哗哗的涉水声，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前进。到对岸了，大家拧着湿透的衣服裤子，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我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内心稍许安定了一些。但我清楚，敌人离我们路程很近，不能有丝毫麻痹。我说我们还没有完全从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出去，这里依旧很危险，不能停留，加快速度，直奔黄豆山。我们跑步行进，家属和女同志跑在队伍中间，一口气跑了四五公里路。这时大家不仅不感到冷，反而额头冒出汗了。
上了黄豆山，太阳出来了。我们千余人安全突围，没有一个伤亡，没有一个掉队。尤其是家属们，虽然受了惊，吃了苦，这时显得特别高兴。
不久，在芦山被打散的纵队敌工部的一部分人，通讯营的两个连，还有反战同盟的全体人员，包括10来个日本人，也跑到山上来了，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他们吃惊地问我们是怎么来到山上的？我们告诉他们突围的路线时，敌工部通讯营的营长说，你们如果走别的任何一条路，肯定全军覆灭，根据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盯上你们了。你们虎口逃生，真是好运气。
这时还得知，纵队后勤处的一名科级干部带领10几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突围，隐蔽在芦山脚下树林里，想等到夜里天黑再走，结果被日本鬼子发现包围后都被残忍地杀害了。
我说大家绝对不能麻痹，我们还没有最后脱离敌人包围圈。但是不少人经不住两天紧张和疲劳，随便躺下睡着了。我毫无睡意，依旧百倍警惕地注意四周的一切动静。我反复考虑选择一条路线，如何安全地把千余人带出敌人包围圈。
在山上紧张地过了一个白天，我决定晚上向太、泗、宁地区转移。因这一带的地形和地方政府我都熟悉。这里是平原，我们沿着太、泗、宁公路一侧小路走。一边走一边观察公路上敌人的动向。天亮前，我们到了下峪。这里有上峪、下峪两个村庄，村民同喝一口井水。由于我们队伍中日本反战同盟的几个日本人要睡觉，我们就安排他们住进老百姓的家。这几户老百姓听到这几个人讲日本话，第二天早晨到上峪打水时说，下峪被日本兵占领了。当时上峪有秦启荣的部队，一听下峪有日本人，吓得立刻跑了。如果秦启荣这个反动顽固分子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我让大家在下峪稍事休息，天一黑，赶紧上路。紧急行军一夜，全体人员到了马头庄。这里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二团的部队就在离马头庄不远的查河一带。马头庄在平甫山的半山腰上，在山顶放两个哨，可以监视远处孙村伪军和张庄煤矿、新汶铁路的敌人活动情况。因此部队暂时驻扎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安排好队伍，和马冠三、景宜亭商议了一下部队紧急事项，我立刻骑马赶到二团驻地。团长吴瑞林、政委李伯秋还有副旅长胡奇才见了我很高兴。他们吃惊地问我突围的情况，并告诉我，纵队和旅领导及部队都已成功突围。我一直提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讲了十来分钟带领旅机关安全突围的经过，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几宿没有好好合眼了，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现在一松弛下来，困意就挡不住了。他们把我搬到一张板床上，总算美美地睡了一个舒坦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
与此同时，二团派人去马头庄与马冠三、景宜亭联系，迎接全体人员胜利突围。
在这次敌人的大“扫荡”中，我根据地遭受巨大破坏，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马牧池一村，曾遭敌三次纵火，沂水南寨村仅130户人家，青壮年被敌人抓走80人。但是，根据地人民群众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与敌人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发扬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为赢得反“扫荡”的胜利作出了无私贡献。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出任保卫部长
出任保卫部长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鲁中地区与整个山东形势一样，遭到敌伪严重的分割和封锁。我与敌、伪、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斗争极其残酷和艰苦。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42年8月1日，中央军委指示：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许世友任参谋长，汪洋任政治部主任。鲁中、鲁南、胶东、滨海、渤海均成立军区，以原山东纵队机关为主成立鲁中军区。我随即从一旅调到鲁中军区任敌工科长兼鲁中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1943年3月，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为了进一步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主力部队地方化，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兼政委，肖华任政治部主任，李作鹏任参谋处长。鲁中军区，王建安兼任司令，罗舜初任政委，周赤萍任政治部主任。1944年11月，我调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地方都是地委负责同志参加，部队也都是团以上干部，校长李培南，政治部主任是舒同兼，我在部队班当班长。1945年5月，我学习结束后，调到山东军区独立第四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日寇宣布投降。
1945年8月，我被调回鲁中军区任保卫部长。军区机关驻在博山一个叫“四十亩地”的地方，是当年日本鬼子的军营。不久，部队就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们只好转移到附近的农村。1946年7月开始，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战争需要，军区机关分前线、后方两部分，保卫部也分成前线、后方两部分。副部长张国峰和保卫部大部分同志在后方；警卫员王汝良、侦察员周恒葆和一个马夫随我到前线行动。战时的部队保卫工作，除了锄奸肃特，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保证一线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战斗在哪里打响，前线指挥在哪里，哪里战斗最艰苦，我们就在哪里。这是我们的规矩。因此，我很少呆在保卫部机关，除了部队搞整训，凡有作战任务，我就到师旅团和师、旅、团领导一起，贯彻上级指挥意图，完成作战任务。
1946年12月，国民党出动了他们的精锐部队，蒋介石的第一快速纵队和二十六、五十一师等5万多人从徐州经台儿庄、枣庄向鲁南解放区进攻，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华野总部的所在地临沂。他们行动迅速，来势凶猛，临沂告急。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陈毅司令命令，部队火速开赴鲁南参战。鲁中军区部队从诸城出发到临沂，一部分部队是坐大客车到临沂的，我坐吉普车到临沂。当时山东军区8个师，滨海是一师、二师；鲁中是三师、四师，以后又成立了九师；胶东五师、六师。鲁中军区部队后来划到华东野战军时改编成八纵，下辖3个师（三师去了东北，四师改为二十二师，九师改为二十三师，再加泰安警备旅改为二十四师），一个炮团。
当部队赶到临沂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和副司令粟裕正在召开会议，布置作战计划。当陈毅问到八纵队来了没有，王建安司令回答说：“已经全部赶到！”陈毅一拍桌子说：“好！我们今天就不动了，明天继续开会！”后来才知道，总部正准备撤出临沂，给敌人设下“空城计”。
等敌人进了临沂城庆祝“胜利”时，整个战场就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我们八纵是打太子塘。战斗打响的那天晚上天气阴沉，飘起了雪花。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开始敌人用坦克群向我部发起冲击，在被我击退后，由于天气不好的缘故，敌人未能出动飞机。中午时分，围歼战斗开始了，我带警卫员王汝良等人离开了指挥部，来到前沿阵地观察，只见火光闪闪，火球四溅，烟雾腾腾，黑烟、白烟、青烟和着轻重机枪的怒吼声，再加上战士们的滚爬射击、冲刺，错综交织，构成了一幅激动心弦的壮丽画面。
不到一个小时，一批批俘虏开始押下来。枪声开始稀疏下来时，我们向坦克、汽车成堆的地方走去。汽车发动机还响着，坦克的顶盖都开着，但坦克内空无一人，大炮大部分原封不动地挂在汽车后尾，车底下有死伤的国民党兵，有的汽车还在燃烧，战场一片狼藉。
这里我遇到并处理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因为误会，八纵和四纵各一个连互相对射，双方都有伤亡，以致争论不休发生扭打。我对他们说：双方不要再争吵了，因为误会才发生交火，事出有因嘛！造成自己部队伤亡是很痛心的，双方都作自我批评，接受教训，大家各自归队去。经我一说，两个连队的干部互相认了个错，就把部队带走了。发生误会的原因是四纵穿灰色军装、八纵穿黄色军装。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大部分穿黄色，有一部分也穿灰色军装，加上天气阴沉，视线不清，互认为对方就是敌人。
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第一次见到美式榴弹炮，大家都很新鲜。部分战斗部队的战士，爬上刚缴获的牵引榴弹炮的十辆大卡车，乱拆大炮上的附设部件，如潜望镜等一些小部件。有些部件叫不出名堂，也不知道其用途，反正认为这是战利品，喜欢的就拿。他们根本不管这些部件少了一样就不能打仗。场面很乱。我看了立即登上一辆大卡车的顶部大声高喊：在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