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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越是凶残，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越是困难越是考验人，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胜利的时候。害怕困难，动摇革命立场，这是懦夫的表现。如果有人思想变节，欺骗战士，企图组织逃跑，肯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是十分可耻的。党员同志们，你们是经过战场洗礼，革命考验的，是最有觉悟，立场最坚定的，你们一时被蒙骗不要紧，赶快醒悟，发挥骨干作用，帮助我们做好全体战士思想工作，迅速返回部队。
这时，大家渐渐向我靠拢。原来，侯志林欺骗大家，说是快过年了，上级同意部队放假回家，等过了年再回部队。很多战士不明底细，听了很高兴，就跟着走了。走到第二天上午，几个指导员就有点怀疑了，队伍中怎么没有教导员？这么大的行动，团里也没有派人参加？等我们赶到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侯志林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通信员、文书偷偷溜跑了。后来，听说侯志林跑回家后当了汉奸，不久被老百姓抓住，打死了。
天黑后，一团团长、政委也赶到了。这里离营地有80多里地，为了稳定军心，做好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我们就地住了一夜。经过深入了解，愿意跟侯志林逃跑的就是文书、通信员，其余都是受蒙骗的。但是很多人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认为主观上绝对不想逃跑，但客观上却做了一次逃兵，在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感到抬不起头来。针对这种思想，我找所有干部谈了一次话，连、排、班都做了思想工作。大家痛恨侯志林，说跟他犯了大错误。第二天都顺利归队。
侯志林的叛变，在部队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二营的300多人员带回来了，但不少人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开小差的比较多，个别的甚至企图组织再次逃跑。旅领导对此感到非常恼火。周赤萍同志要我向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请示，把想组织逃跑的人毙他几个，威慑一下。我带着材料到纵队向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作了汇报。他没有立刻表态，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部队有几个侯志林？二是怎样才能管好部队带好兵？并要我不要急于回答。他随即拿出一本书《统帅与士兵》，对我说，你先把这本书拿去看看，看完了再来汇报。这时已到中午，他留我吃中饭，吃的是水煮面条拌辣椒，吃得很香。在那时吃上面条，就是一顿好饭了。
吃好饭，我抓紧时间看书，这本书当时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不要简单采取关、杀的办法。领导首先要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打成一片，做到亲密无间。在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即使对犯错误的人要严肃处理，目的也不是惩罚，而是为了挽救他和教育大家。
第二天和江华同志吃中饭时，我说书我认真看了，向你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侯志林只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二个，但有侯志林那种思想的，可能还有。他们想再次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怕在部队今后没有前途了。第二，部队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主，不能以惩罚为主。江华同志说，你的理解很对。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是毛主席建设人民军队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能够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力量源泉。你回去告诉王建安同志和周赤萍同志，对几个想逃跑的人要以教育为主，可以关禁闭，但是不能杀。侯志林带兵逃跑，背叛革命，肯定要受到惩罚。但是我们各级领导平时在管理和教育上有没有缺点和问题？工作是不是都做到家了？也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我回来向旅领导作了汇报，大家认为江华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旅党委经过认真研究，特别对原侯志林所属几个连队采取了一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调整充实了部分干部，此后部队很稳定，打仗很勇敢，没有再出什么问题。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扫荡”与反“扫荡”（1）
“扫荡”与反“扫荡”
1940年7月下旬，山东纵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电示，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主力部队正规化建设，决定将鲁中区一、四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旅。9月18日，在蒙阳小张庄召开成立大会，纵队司令王建安兼任旅长，周赤萍（原一支队政委）为政委，廖容标（原四支队司令）为副旅长，钱钧（原一支队副司令）为参谋长，汪洋（原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团。山纵一旅的成立，在山东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鲁中根据地建设进入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这个时候，鲁中地区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也更趋严峻。日军为加强控制占领区，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不断发动“扫荡”进攻，采用“铁壁合围”、“纵横拉网”、“梳篦”式推进，并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日军残酷进攻和诱降面前，国民党一些军队纷纷投降，或与日伪明暗勾结，对我实行夹击。到1942年下半年，鲁中区的伪军增至七八万人，日伪军据点由237个增加到328个。我鲁中中心根据地沂蒙区一度缩小为南北35公里、东西50多公里的区域，敌我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一旅成立后，我随即被任命为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就在一旅成立之前，我们敌工部门已从各种渠道获得情报，日伪军近二万人，准备向我驻地小张庄实行“扫荡”进攻。因此成立大会也就是反“扫荡”誓师大会，汪洋主任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人们都说一、四支队是两只老虎，今天要在战场上开展新的比赛，看谁消灭敌人多，看谁缴获多！”部队立即拉开，按计划行动。这次日伪军向鲁中泰山、沂蒙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在泰山区“扫荡”烧杀抢掠达一周之久，使我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在莱芜日军500余人东犯时，为掩护旅部安全转移，二团一营三连在鹏山一带抗击，击退日军多次冲击，毙伤敌60余人，三连一排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在南沂“扫荡”之敌，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为目标。山东分局和纵队机关在特务一、二团掩护下，适时转移到滨海区。我随一团向大崮山和蒙山方向转移，沿高湖、岸堤向青驼等一带出击，10月17日包围青驼寺，经激战，毙伤敌300余人，收复青驼寺。二团在莱东杨家横和地里沟毙敌1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400余支。
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2个月，我一旅在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下，在群众的掩护支持下，收复了鲁中地区大片根据地。
由于我军积极抗日，英勇作战，日军不断把兵力转向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1941年春，日军对我根据地加紧分割封锁，我军活动困难，又时值春荒，部队以黑豆、薯干充饥，难得一饱。被服供应困难，赤脚行军作战也是常事。弹药及医药品奇缺，有些部队每个战士只几颗子弹和二三枚手榴弹，伤病员也得不到治疗。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分散推进边沿区和敌占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势力，支持地方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2月中旬，我随一团主力由蒙（阴）新（泰）边进至徂徕山前（泰安境）打击伪军万金山部，先攻克时庄、山阳、良庄、天宝寨、颜庄等日伪据点。二团主力分别向博（山）莱（芜）章（丘）边沿区打击伪军高松坡部，首次使用炸药爆破围墙，攻克张家栏子，后又攻克莱芜县的见马庄、山草峪、吴家洼、徐家楼等日伪据点。在一个月内，一、二团进行了大小战斗40余次，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
日军于当年3月，又对鲁中、滨海区进行分区“扫荡”。在临（沂）弗（县）北我根据地内增设17个据点，构成了横贯东西的3道封锁线，切断了我鲁中与鲁南根据地的联系。3月下旬，山东纵队组织了临弗边反封锁战役，分左中右3路向敌人发起进攻。左路由纵队特务一团指向李官庄、荣峪；右路由一旅三团袭取拱山、成里庄等地；中路由一团、三团担任主攻，指向半程、汪沟。22日深夜，我随一团向半程发起进攻，守敌为临沂县警备队80余人，防御设施有围墙、碉堡、鹿砦、铁丝网，号称铜墙铁壁。敌据险顽抗，我在火力掩护下连续爆破，激战了3小时，全歼守敌。特务二团攻克汤头，最后一个炮兵楼的敌人缴械投降。三团打下汪沟。此役胜利结束，达到预期目的，大大振奋了临弗边军民，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仅一团即接受青年战士200余名。随即一团继续向上冶、仲村、聂家庄等处伪政权、区乡武装进攻，收复了这些地区。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扫荡”与反“扫荡”（2）
12月8日，日本在珍珠港袭击美军，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军“扫荡”主力撤走，但守备部队仍集中使用，继续残酷打击我根据地军民。敌在“扫荡”期间，修筑了一条环绕蒙山的公路，安设了数十个据点，企图割断我鲁中与鲁南的联系。
为打破敌对蒙山根据地的封锁，1942年1月，一旅进行反封锁战役，分东西两路向敌反击。一、二团为东路，我随一、二团作战行动。我们先打垛庄。这里是日本鬼子一个小队的据点，有100多人，同时还有一个200多人的汉奸大队，也驻在这里。由于这个地方地形很复杂，用泥土垒起来厚厚的土墙筑成的房子结构很特别，呈八卦形，像一个巨大的碉堡，易守难攻。我们打了两天两夜，副团长杨万兴英勇牺牲，最后才攻下来，敌人被全部歼灭。打下垛庄，崖子的鬼子和汉奸害怕了。我们紧接着打崖子，很快就解决了。我们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