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秦城监狱是公安部直接管理的，1958年建成。在二道门内，有独立的四个监区、400多间监房和一应配套设施，戒严十分严密。这里，本来是关押危害党和国家、破坏社会秩序的重要案犯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却关押过党和国家高级干部500多人，1968年又加建了两个监区。据公安部的姚伦同志说，其间有34人被整死，60多人被刑讯逼供折磨成精神病或终身残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干部，冤狱遍于国中，秦城监狱是一个缩影。
在审理“两案”时，除两个监区关押着两案涉案人员约六七十人外，其余几个监区和监舍都空着。
那时，从公安部到秦城，由于交通拥挤，路况不好，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遇到堵车需时更长，来往很不方便。于是，决定在公安部5号楼保留值班、联络外，全部预审人员移师秦城。5月26日进入，除少数负责同志入住监狱一道门内的招待所外，其余预审干部都住进监区的监舍，每人一间，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这样办起案来方便多了。
从4月23日到5月底，主要是阅读材料，熟悉案情；而我们领导层的活动是相当频繁的，主要是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情况介绍，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对策，制订各种处置预案。由于有全国揭批查积累的大批材料，中纪委二办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又得到中央各部门和北京、上海等有关省市的积极配合，大力支持；预审组正副组长还可持证到中办、中纪委查核材料；各预审组紧密结合，整体作战，及时沟通；所以，预审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为有利于弄清案情，对在押的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开展了侦查预审。将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两名嫌犯押来北京作证。对与案件有直接牵连的郭玉峰、肖木、廖祖康、缪文金4人进行了审查。
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170人。来我们二组的有公安部张庆五、陈若林、周诗裳、潘俊等4位处级干部，到了6月初，又调来了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陈天友和两个处长。
提审张春桥
张春桥在“四人帮”中以“军师”著称。他老奸巨猾，“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其罪行擢发难数。
我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月2日开始对张春桥的提审。这天上午9时，我、黄荣波、王汝良和担任记录的陈若林、周诗裳等在预审室坐定后，即由警卫把张春桥带入。我让他面对面坐下，我首先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讲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原文宣读《刑事诉讼法》第32、34、35条和第64条，特别强调《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我向他宣读后，问他听清楚了没有？
这时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下，张春桥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此后，张春桥便不说话，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其间，我反复阐明政策和法律，也驳斥他所谓“不是反革命”的言论，他也一声不响。这次预审僵持了一个小时，在宣布将他带下去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
张春桥在预审中可能不开口、不交代问题、不签字等，我们是有准备的。因为张春桥从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曾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表示“没有必要说”外，即不吭声①。
我们曾多次分析过张春桥的思想活动。张说“不到时候”，那么什么阶段才算“到时候”，这个“以后再说”又是什么时候？我们当时认为公安预审可能是一个时候，因此做了两手准备，准备他不说话，争取他说话，即使他反扑、狡辩，我们都不怕，只希望他开口说话！
第一次提审他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又第二次提审，他还是那副样子，闭口不言。我们就估计他在预审中不会开口了。
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以沉默对抗预审。我们的对策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调查取证，掌握确凿的证据；采取揭露性的预审方法，即在审问过程中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我们从调查掌握的材料入手，经过多次讨论、筛选，抓住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组织策划上海反革命夺权；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打伤91人事件；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秘密接见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押干部群众388人；1976年，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罪行，具体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我们事先写出审问提纲，包括在审问过程中，什么时候宣读证词，什么时候出示证据，什么时候证人出证等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
对于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有多个经查验确凿的证据方可，对原始书证、笔记，要经过技术鉴定，以证明确凿无误；对证人的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
到9月中旬结束了对张春桥的侦查预审，其间一共提审了11次。每次预审，张春桥除表示“不看”预审记录、“不签字”外，始终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着嘴。连与他的同伙王洪文、徐景贤面对面对质时，仍是那副样子。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一直是胡搅蛮缠，东拉西扯，喋喋不休，有时胡说八道，把责任推到毛主席、周总理身上；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表现出只认错不认罪。
在审讯中，允许申辩，不搞诱供、逼供，更不侮辱人格，如实记录口供，允许修改补充。监管工作始终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工作充分，手续完备，成竹在胸，做到紧张而有序，周密而有力，稳妥而服众。
在各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的江华、黄火青、伍修权等三位领导和审判工作小组的刘复之、凌云等八九位同志，在5号楼集体听取各预审组的汇报。要求各组按照起诉意见书所列各被告人的罪行，逐条讲清认定罪行的根据和掌握的证据，汇报一条，议论一条，逐条过筛，力求做到每一项材料都过得硬，做到事实清楚、符合实际、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这样讨论了10多天，为以后特别检察厅起诉和特别法庭的庭审，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前提条件。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严格区分罪与错
严格区分罪与错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现象，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办案的最大困难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许多罪行和党中央领导上的一些错误，也即坏人做坏事和好人办错事纠缠在一起。为打掉林彪、江青一伙把他们的罪责往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身上推，而施金蝉脱壳计的一切口实，克敌制胜，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犯罪和错误，区分触犯刑律和违反党纪，这是关键所在。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国家法律的尊严，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预审工作开始，中央就为我们确定了几项基本原则：一是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分开；二是把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犯罪活动与好人犯错误分开；三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伙进行篡党篡国活动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还有康生、谢富治等，都是一丘之貉。只有分工负责，并案审理，才能弄清全案，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彭真同志在对我们谈话中，还引用马克思的教导：“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这就从理论上告诉我们：对林彪、江青一伙，最好从他们活动的最后一段和结果着手，沿着历史顺序，从后向前研究，较易看清问题。这就是我们办案的指导方针。我们始终掌握的一条，就是只审理江青一伙直接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不管路线错误，包括江青一伙犯的路线错误及其造成的恶果。对延伸的罪行，原则上也不予追究。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如与党的路线错误有具体、直接联系，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和责任有直接牵连的，即使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也不予起诉。
1967年7月21日，江青接见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煽动说“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口号是对的”，造成河南武斗升级，全国全面内战，原拟作江青罪行认定。但经查，中央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同意“文攻武卫”口号，在江青讲话后，还给江青一信，要召开全国性会议，给所谓“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