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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又增派了3个战士日夜双岗看管他。
我最早听到被打的，是浙江公安厅技侦处的一位女同志，叫李梅，她是我被抓到北京不久，与处长陈明等几个人一起被弄到北京关起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次被打得很凶。这位女同志大声地争辩着、呼喊着。几个看管人员显然很恼火，扯着嗓子边骂边打，从走廊的一头拖向另一头。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里边我还算运气，没有挨过打。只是一次倒开水时不小心把热水壶炸了，看管人员两天不让我喝开水。我只好乘上厕所的时候喝自来水解渴。后来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热水壶。
这种法西斯式的折磨人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主席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反映情况的信作了批示，这才有所好转。
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是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遭〃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8年2月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残酷迫害。他要夫人刘淑清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刘淑清想到了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儿刘润芬，让她把信交给能经常接触到毛主席的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毛泽东看过刘淑清的来信后，很快便找王、唐去询问。她们便趁着这个机会，将老干部们的悲惨状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震怒了，在刘淑清的信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恩来总理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很快予以具体落实，于1972年12月18日向时任公安部、交通部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的李震、杨杰、吴庆彤等人，作了有关的进一步指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此后，我在狱中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变，允许吃三餐饭，一菜一汤，总算能吃饱了。允许家属探望。但在政治上的迫害，丝毫也没有放松。我们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仍然被当作犯人一样，没有任何自由。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妻儿总算获准探望
妻儿总算获准探望
1972年8月的一天，刘馨和女儿克美来探望我，这是第一次允许家属来看我，是经总参谋部领导批准的，我们在总参招待所见了面。
那一天，北京的天气非常炎热干燥，天色灰蒙蒙的，空气中扬满了灰尘，令人呼吸有些困难。我自1968年被关进监狱，第一次来到北京大街上。大街两旁的商店门前冷冷清清，马路上的行人也比过去少多了，还不时可以看到墙上贴满大字报，显得十分脏乱。
我被管理人员带进了一个会客室。刘馨和克美已在那里等我。5年了，相隔千里，音信全无，忽然见面，恍若梦中。克美长大了，她是抗美援朝时的1952年出生的，为了祝愿抗美援朝的胜利，故取名克美。我1968年年初离开家时，她还是一个孩子。想不到一别5年，今天才在这里见面。当年的女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很克制地含着眼泪，叫一声爸爸，双手紧紧地拉着我的胳膊，轻轻地哽咽着。
刘馨不住地抹着眼泪，她显得异常的憔悴和消瘦。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被送到北京关押后，紧接着刘馨也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失去了自由，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后被送到萧山农场劳动，直到林彪爆炸后才回的家。其间，5个年纪尚小的孩子过着非人的生活，遭受种种磨难，在此实在难以言尽。
此时此刻，我们都很想知道对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特别想知道5个孩子的近况。刘馨只说还好，什么也没有说。本来性格开朗的刘馨此时变得沉默寡言。可想而知，这些年来对她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看得出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忧虑。克美轻轻地告诉我：〃妈妈在家里天天哭，把眼睛也哭坏了，走路也看不清了。〃我想安慰她几句，但话到喉咙又哽住了。我心里明白，在这种情景下，谁也不愿再去刺痛对方已经饱受摧残的心。我们默默地坐着。能见面，这已经是我们多年来最大的愿望了。
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差。全身浮肿，转氨酶指标很高，肝脏肿大，长期失眠，不想吃东西，放风时在走廊里散步的力气也没有。几乎整日躺在床上，完全成了一个病号。但监管的干部根本不当一回事。允许我躺在床上休息，就算是最大的照顾了。
刘馨看我浮肿得这么严重，连路都走不动了，回到住地后，立即向中央写信反映。经周总理批准，我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住在战士病房，开始接受检查和治疗，身体才开始慢慢恢复过来。否则，我可能病倒在监狱里，再也走不出来了。
在住院期间，我认识了两名警卫战士，姓名我已记不清了。一名是山东人。一次他乘周围无人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你来后，我们党支部专门开了一个会，要我们和你划清界线，站稳立场。指导员还特别警告我，要我注意不要和你拉老乡关系。〃他还说，指导员这个人很粗暴，思想很左。我也几次见到过这位指导员，瘦矮个，走起路来身子左右摇晃着，在战士和病员面前显得不可一世的样子。这位战士还叫我千万不要和指导员顶牛，他一不高兴就要打人。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战士是军区警备师一团一营一连战士，入伍已3年。特点是吃苦耐劳、聪明能干、个性耿直，有时还要顶撞领导。他养猪、种菜、烧饭、站岗、训练样样都干得很出色，年年受表彰。就是提干提不起来，他感到很委屈，想不通。
还有一名战士是安徽人。他负责给重病号送饭，搞卫生。他做事认真细致，很少说话，整天默默地工作着。他看到我身体很虚弱，问我想吃点什么。我知道病人可以吃什么等级的伙食不是战士能定的。我说谢谢了。但当他给重病号送流质时，也送给我一碗牛奶。食堂里烧饺子时，就送给我一碗饺子。在那个感情冷漠的年代，这两位正直善良的战士对我的热心照顾，使我在精神上感到一种难得的安慰和温暖。
我恢复工作后，几次打听这两名战士的下落，但都不知道他俩现在何处。我内心一直感谢这两名可爱的战士。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妻子成了“罪犯家属”
妻子成了〃罪犯家属〃
1973年冬天，刘馨第二次来看我。当时正好发生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案件。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祝家耀，是〃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的心腹。他一定要把李震的自杀定为谋杀，以此给公安机关制造罪名，混淆视听，妄图达到〃砸烂反动公检法〃，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清障碍的政治目的。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形势十分紧张。此后，刘馨被告知，不准再来看我了。
我在医院住了一年，身体有了较好的恢复，自己能走动了。1974年3月又回到交通干校，住进我原来已住了5年的监房。
出院前刘馨还是十分担心我的身体，不顾上面的规定，带亚民、华民两个孩子从杭州乘火车来京看我。到北京已是晚上9点钟了。那时北京宾馆饭店很少。外出住宿难、吃饭难的问题，在北京和全国的城市都很普遍，北京更为突出。宾馆是专门给外宾住的。招待所是专门给本系统来京办事的干部职工住的，还必须凭工作证和单位介绍信，说明来京办什么事。就是这样也要提早找熟人打招呼，才能住得进。否则，不管白天黑夜，只好耐心等待了。
刘馨带着两个小孩，找到公安部招待所，已是晚上10点了，3月的北京天气很冷，屋外的气温降到零下10度。在住宿登记处，她出示了工作证和介绍信。刘馨长期在省警卫处工作，曾任省委招待所（汪庄）负责人，介绍信上写明来京探望我。负责住宿登记的那个人看了介绍信，脸孔立刻阴沉下来，用敌视的眼光扫视一下刘馨和两小孩，冷冰冰地说：〃不行，没有地方住。〃刘馨起初还真以为客房紧张，没有空，心想今夜只好在住宿登记处的窗口前坐一夜了。此时刘馨和两个小孩还没有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刘馨坐下来，心想怎么让两个小孩过夜。这时，住宿登记处的那个人从里边走出来，一脸严肃地对刘馨说：〃王芳是中央决定关押审查的重要对象，有重大政治问题，他是罪犯。我们公安部招待所有规定，不能招待罪犯家属，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这些年来，刘馨对别人敌视的目光、凶狠的态度看得多了，一天半天吃不上、喝不上的日子也过惯了，并不感到意外和奇怪。而今天把她作为罪犯的家属，不让她住公安部招待所，要她马上离开这里，她忍不住火了，责问对方：〃我犯什么罪？连公安部招待所都不能住，我14岁参加革命，渡江南下后一直在警卫处工作，长期负责毛主席的生活安全，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主席对我们都很信任，你把我们当敌人？〃那人知道自己理亏讲不出什么理由，就气势汹汹地说：〃中央关押对象的家属这里不仅不能住，连屋内也不能进。这是公安部的指示，我只是执行人，不服气，你去跟公安部领导讲，同我讲没有用。〃并蛮横地拿起刘馨随带的行李，一把将她们母子三人推出门外。
刘馨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吃过汉奸伪军的苦，参加过解放战争，在敌人面前没有屈服，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但是今天她忍不住哭了。她觉得实在太委屈了，在招待所门外的天井里，寒冷的星光下，她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招待所这块牌子，辛酸地止不住流泪。
她几乎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