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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我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想不到过去的这些事情，成了今天专案组审查我的主要问题。我清楚，所谓我〃搜集江青黑材料〃的罪名，在那种形势下，再坐多少年监牢，也清洗不了了。但是，在专案组面前，我对过去看了江青匿名信的内容，参加侦破匿名信案件的有关情况，始终闭口不谈。否则，我不是又在扩散〃黑材料〃了？
江青是一个野心极大、器量很小的女人。〃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树为〃旗手〃，权力大到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在极度膨胀的政治野心支配下，做起了女皇梦。她一方面极力吹嘘和标榜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革命家，另一方面又忘不了那块心病。她竭力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不能容忍有人知道她过去的丑事，谁知道她过去的丑事，对她来说就是大逆不道，绝不轻易放过。就连在上海时给江青的二房东当过保姆的秦桂贞，由于知道她20世纪30年代的丑事，也被打成〃特务〃，长期监禁。为了彻底抹去她３０年代的劣迹，〃文化大革命〃中她指令张春桥、王洪文，抄了上海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家，把当年与她有关的电影片、报纸、杂志、图片等各种资料，包括当年公安部组织侦破匿名信案件的材料统统烧毁。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她是不择手段的。
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监狱视察，从闭路电视上看在押案犯的情况，也看到江青。听管教干部说，江青知道我当公安部长后，对监管干部说，我和王芳很熟，他当了部长也不来看我。想当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7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现在居然还好意思指责别人的寡情。对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能说什么呢？
不久，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升级了。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坚决打倒谁。他们厉声道：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志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虽然对专案组人员的盛气凌人和武断作风，心中十分反感和气愤，但我没有和他们争辩，因为那是无益的，只会遭到一顿毒打。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表示实在无可奉告。专案组显然对我很不满意。〃你王芳是罗瑞卿线上的人，是罗瑞卿死党，是罗瑞卿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你必须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对抗到底，死路一条。〃
对于死，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绝对不会自杀。死对我们这些从战场上尸堆中滚爬出来的人算不了什么。在战争年代，几乎每天都要做好死的准备，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至于今天，如果死在监狱里，虽然死得不明不白，但我问心无愧。比起在战斗年代中牺牲的无数战友，我已多活了二三十年，还算是幸运的。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江青野心极大器量很小（2）
在专案组的高压下，我的心态反而变得更加平静了。我做好了长期坐牢的精神准备。每天照常吃饭睡觉。饭后就在监房里踱步，每天在10来平方米的监房里踱几千步，放风时我大口地呼吸室外空气，享受宝贵的阳光，利用仅有的条件锻炼肌体，不让身体垮下去。我确信，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新的希望。
专案组看我这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恼怒地骂我：〃你王芳是准备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到底了。你这个死硬分子，你是准备带着花岗岩石脑袋去见马克思了。〃
我依旧沉默，无言以答。
我早就得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罗瑞卿同志被迫跳楼自杀的确切消息。我为他感到无比痛惜。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为了保卫新中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不说功劳，也有苦劳。今天却落得如此悲惨下场。由于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属上下级关系，我对他的工作和为人十分了解。他思维敏锐、团结同志、严谨务实、以身作则的领导作风，他个性直率、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高尚人格力量，赢得了周围同志的敬佩。就是这样一位在公安战线、军内、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干部，却被林彪和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遭到了诬陷和监禁，身心受到了无情的摧残。他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一条就是包庇〃潘扬反革命集团〃。谁能想象，一个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人，在自己被迫走上绝路之时，内心痛苦到了何等程度！
那时，我脑子里常常闪过这样一句话〃物极必反〃。任何事情做到极端，也就是到了尽头，它就要走向反面了。
我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级的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饱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每年只有到国庆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一顿饱餐。
还有一些监规，例如每半个月洗一次澡。每天上午半小时放风，就是轮流出来，在天井里走动。规定关在这里的人，谁也不能面对面见到谁。就是上厕所也一样，先敲门报告看管的战士，战士再报告班长，允许了，亮起红灯，才可以去，看管的战士就在厕所门口守着。便后解除警报，方可返回房间。
除那本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外，连报纸都没得看。白天要么坐在凳子上，要么坐在木床上，面向墙壁，不准躺下。床头上有一个大灯泡，白天黑夜都亮着，门口看管的战士通过窗户时刻监视着里边的一举一动。如果违反监规，轻则训斥，重则拷打。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打，从门外走廊里传来嗷嗷叫的声音。
关在我对面的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位部级干部，年纪有些大了。大概是他冬天怕晚上起来小便，一次晚餐没有把菜汤喝完，倒在痰盂里了。就为这事，看管的战士打他，那个指导员不仅不制止，反而用枪托打林枫同志。我不晓得打得多厉害，但从双方发出激愤的声音来判断，打得肯定不轻。
关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公安部队的领导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一次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我每天看到他把被子晒在外边。后来又似乎神经失常了，怕他自杀，又增派了3个战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