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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人宽厚，但治家特别严格。每晚8时左右，他就一个一个查问家人回来没有，然后关上大门，叫大家熄灯休息。他绝不允许家中有人做出有损门庭的事。他在我们眼里的确是一位非常威严的家长。家里要是有人做事出了差错，他从不打骂，也不大声训斥，只是板着脸，轻轻批评几句。他相信以理服人。我们儿辈非常尊敬他，从来没有和他顶过嘴。
母亲是个十分贤惠的人，我刚12岁时她就去世了，家中的事情都听从父亲的安排。为了办丧事，父亲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并开始分家。父亲自己留了一部分养老的田地，我跟父亲一起生活。一家人仍然支持我继续读书。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家世与童年（2）
不久，北伐军打到山东。国民政府开展新政运动，废止私塾，开办学堂，我们叫它洋学堂。初小主要学习国文和算术，我因为有私塾的底子，国文学得很轻松，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算术上。学校每周一都要召开晨会，师生一起背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总理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被作为一副对联挂在教室前面，上面是一条横幅“天下为公”。这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过了大半个世纪，今日的我仍可以一字不漏地把“总理遗嘱”背出来。
我12岁时读完初小，到离家9公里的新泰县城第一完全小学读书，这是当时新泰县最高学府了。我记得开学第一个活动就是“9·18”一周年纪念活动，声讨日寇侵略罪行，宣传民族团结，号召一致抗日，在我们少年学生心中激起了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和愤怒。我读完小时的教师戴伯傥，是抗战初期的地下党员，曾任新泰区委书记，后来被汉奸杀害了。
我的读书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在校吃饭，三分一斤馒头，一天要一毛钱，我吃不起，只能在每星期六下午没有课的时候回家，家里用小米、高粱做煎饼，我带足一个星期的干粮——玉米高粱煎饼加咸菜，在星期日下午回学校。学校平时只供开水，别的什么都不管。遇上大雨大雪天，只好由家里人把干粮送到学校。我在学校三餐吃的就是煎饼、咸菜加开水，当然还要每餐估算着吃，不能前吃后空。我对这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全校七个班，有200多人。我年纪比较小，学习很用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贴在墙报上。老师都很喜欢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叫李枚青，他教音乐。另一位老师叫王世彤，教国文的，上课用他自己编写的讲义，有倾向革命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他很动感情，有时讲得声泪俱下。有一天，王世彤得到国民党要抓他的消息就跑了。后来我同他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到部队后他改名为王炜之。
我在空闲时常到这些老师宿舍里玩，他们经常给我讲当时的革命形势。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讲红军的故事，比如独眼将军刘伯承、常胜将军徐向前、夜战将军肖克等。红军好比神兵神将，英勇无比，有红军的地方，没有土豪劣绅，人人有土地，人人有饭吃。他们还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道理，他们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1934年，我14岁时考上了济南中学。教务主任梁祝航是我的老乡，思想也很进步。他对我的帮助教育很大。抗战初他曾任山东抗敌自卫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在国家粮食部门工作。
在济南中学读了一年后，因发生济南战事，学校很乱，加上家庭经济发生困难，只好辍学回家。
不久，父亲又后悔了。他认定我只有读好书，才能找到生活出路。他实在不愿耽误我的学业，便变卖了一些家产，为我在当地请了一位很有名望的私塾老师，读了整整两年。他教的全是“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他知识渊博，课文内容讲得透彻易懂，加上我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语文基础，对古文很感兴趣，常被这些文章的内容和文采吸引，理解较快、感触较深。
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基本上不叫我干农活，他只要看到我在房间里看书就不管我了。其实父亲不知道，我放学回家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读历史小说和文学作品。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家》，以及《封神榜》、《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等，我看得着了迷，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父亲是一个很正统和严厉的人，他不允许我看老师规定以外的闲书，更不准我看那些讲妖魔和言情的小说。如果发现我日夜在看这些闲书，不知他会气成什么样。
我的老家东都镇，有一个张庄煤矿，产优质煤，因此虽然地方不大，公路交通却方便。日军占领时又修了一条铁路。从这里到新泰县城只有9公里，去济南、青岛也相当方便。日本侵占时，这里的煤就源源不断地从青岛码头运往日本。在镇上生活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有，矿工、农民，做小生意的，开店铺、茶馆、饭馆，还有大烟馆的，五花八门。从这里进进出出，招摇过市的，都是那些地主、资本家、黑社会分子、反动官僚和日本鬼子。他们过着荒淫无耻和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农民和小贩像牛马一样拼命干活，还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生长在这个地方，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日本鬼子的野蛮，旧社会的黑暗，使我从小就感到这个社会是这样不公平。当我对这个世界感到迷惑不解、可恶可恨和对个人前途非常渺茫时，就开始从地下党、学校老师那里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从此，一个投奔革命的念头就从心头开始萌发了。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走上革命之路
走上革命之路
1937年，我17岁。这年的下半年，到新泰第一小学任代课教员，教五年级的历史课。这是一所由共产党组织控制的学校。我记得虽然校长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兼任，但在教员中有四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即韩顾三、王迫悟、董凌汉和薛继绍（肃清托派时被错杀，后来被追认为烈士）。还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思想进步的年轻教师，师生们的革命活动由秘密转入半公开化。
我到校任教不久，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华北广大地区落入敌人手中，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担起领导抗日的重任，带领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军侵略。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大纲”。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一切爱国志士的拥护和赞同，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
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同志从延安参加会议回来，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山东必将沦为敌后的形势，决定在全省立即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发出号召，要求“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
1937年12月3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东泰安城。1938年1月1日，由泰安各地赶到徂徕山的近两百名抗日志士，举行了庄严的起义誓师大会，宣布“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山东游击第一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前身）正式成立，师长洪涛，政治委员黎玉。
这就是山东革命历史上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它是中共山东省委亲自组织领导的一次起义。徂徕山位于山东省中部，既是鲁中大地的“心脏”，又是津浦路的必经之地。徂徕山起义的成功，创建了泰山区革命根据地，部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
在党的影响下，我一边教书，一边在老家组织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准备投奔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徂徕山起义前我已经发动了三十多人。我原计划要去参加徂徕山起义，由于快到春节了，一些成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把过大年看得很重，一定要等过了年再走。所以我等到正月初三，带了十二个人赶到新泰二龙山，被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九中队。队长朱国平、指导员韩顾三，我被任命为班长。
经过短时间训练后，我就参加了攻占莱芜城的战斗，随后被提为一团二连排长。当年4月由指导员董超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整党时，由于我是中农成分，按党章规定，须有两个入党介绍人，因此又增补汪洋为入党介绍人。部队在莱芜城整编后，廖容标任司令，黎玉任政委，政治部主任为林浩。不久，师里成立军政训练班，我被调去学习。当时参加训练的除了像我这样的部队干部，还有一批刚从北大、清华、东北师大毕业，投奔革命的年轻知识分子，都是充满革命热情的热血青年。训练班的主任杨纯，责任相当于校长，是位女同志，很有水平，后与新四军一位领导干部结婚。分别43年后，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遇见她，已是卫生部副部长。
训练班结束后，我就回到部队。
1938年6月，部队南下蒙阴、沂水，开辟新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