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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重要时刻，发现某些环节上仍然存在疏漏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963年1月29日，象山县莲花公社蚶岙大队治保干部严保华（32岁，共产党员）向墙头区公安特派员报告，尤尔诚、尤阿魁已乘逃跑下海的原船回来，去过蚶岙村欧连生（即原来帮“二尤”租船的人）家，因欧去象山西周公社探亲未遇，二尤回到停泊在蚶岙的船上去了。象山县公安局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侦察员赶到港口，在当地民兵配合下，将二尤逮捕了。
尤尔诚、尤阿魁是宁海县峡山人。尤尔诚1954年3月间驾运输船装木炭去上海，中途被大陈蒋军掳去，关押３个月，被蒋军发展为特务之后放回。放回后经我们审查，他交代了敌人曾布置他搜集我军情报，进行反动宣传，策动地富反坏分子下海的情况，但隐瞒了参加特务组织、长期潜伏、发展组织等关键情节。放其回家后，作为特嫌分子，布置一般的监视控制，未起作用。1961年尤尔诚开始活动，先后发展了尤阿魁等7人为特务，建立“中国反共青年联社”特务组织。他给特务机关规定的香港转信地址去过信，没有回音。
尤尔诚于1962年9月2日，偕尤阿魁从象山蚶岙租了一条船去台湾，和“情报局”联系，要求给予武器、电台、经费补给。因遇风浪受阻，12日到了马祖岛，由“情报局”闽北工作组将两人送往台北芝山岩“情报局”单训室受训，“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亲自交代任务。其间，友邻部门已数次获悉二尤拟趁我捕鱼季节从大陈岛附近潜返大陆的情报。我省公安厅将二尤和船型照片等通报沿海各公安机关预作控制。象山县公安局还派出一名教导员去石浦港守候。
二尤于1962年12月25日在台北芝山岩“情报局”受训结束，26日叶翔之亲自送行，30日抵达马祖，1963年1月18日，驾原船从东引海面驶返大陆，21日进入平阳县海域，29日到达象山蚶岙。
此时，正值农历除夕，千家万户送旧迎新，敌人钻了空子，二尤沿途经过5个县、6个港口，活动了8天，都被蒙混过关。在平阳海面遇我边防大队巡逻艇，执勤人员上船检查，发现船上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发的心理战传单、台湾产的食品，包装的塑料袋上印有“马祖”字样，检查人员问了一声：“这是什么？”二尤回答：“是吃的东西。”二尤说着，便从袋子里取出冻米糖，要送检查人员吃，分散了检查人员的注意力，结果检查人员没有深究而了事。
二尤继续北上，船至乐清黄华海面，遇我民兵盘问，劝其进港避风，二尤不从，民兵将其“行驶证”扣下，命令其进港。二尤强调缺油，还是不从，民兵将“行驶证”交到大队部，要二尤风静后去大队部取证。二尤熬过一夜，翌日，壮着胆子到黄华民兵大队部取证，值勤民兵竟然二话没问，将“行驶证”还给了他们！
船到象山石浦港，二尤8次登岸，探听虚实，并购置食品和两本电报明码本，以及被指定编密码用的《新华字典》、《红岩》两本书。
留守石浦港的公安局教导员因业务不熟悉，工作不得法，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直到1月29日，二尤船抵蚶岙，才被发现捕获。二尤供认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积极准备向浙江沿海偷渡小股武装特务的动态，二尤负有投石问路、了解我沿海布防情况的任务。
二尤案暴露了我们沿海设防措施缺乏具体化、干部群众思想麻痹两大问题。“三道防线”二尤冲过了两道，到第三道找关系人时才被发现。
我带着问题，于1963年3月到沿海地区进行调查。先到宁波、宁海、象山、临海，是从陆路走的；从椒江乘部队的炮艇经大陈、温岭、乐清到温州状元桥上岸，是从海上走的，并带了宁波公安处长鲁冰、台州公安处长于克家同行。到温州后，与温州公安处长苑宝芳、副处长丁履甫一起又到平阳、瑞安等县进行调研，一路上同各地同志交换意见，并在温州召开座谈会，着重研讨反间谍特务偷渡问题。我在会上讲了话。
我当时分析，认为二尤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抛出的一块“探路石”，下一步可能会有较大的动作，我们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两个多月后发生的接二连三的敌特偷渡登陆，证明了当时的预见。我那时认为进一步加强沿海的工作已刻不容缓，于是提出了沿海工作的指导思想，“人民解放军武装守卫与发动群众加强对敌斗争相结合；严密治安行政管理与加强秘密斗争相结合；长期打算与逐步建设边防相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同时强调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协调组织有关部门，一致对敌。
我建议沿海各县恢复海防委员会，沿海主要港口建立港口委员会。
我明确要求沿海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同志，必须树立两个观点。从思想上树立起牢固的巩固国防的观点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观点。必须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要懂得对台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不论是争取和平解决或准备武力解决，都必须加强对敌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即使台湾与大陆统一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还必须百倍提高警惕。保卫国防，这是我们长期的斗争任务。现在干部和群众，思想麻痹，就是缺乏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沿海工作才能切实加强起来。
此后，全省公安机关，特别是舟山、宁波、台州、温州四个沿海地区公安机关和边防部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都认真地联系当地实际，采取措施，军警民加强联防协作，检查落实边防工作，强化“三道防线”，严阵以待。对二尤案件则给予公开处理，《浙江日报》作了报道。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筑起“无形的长城”（1）
筑起“无形的长城”
1963年6月至1964年5月，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的支持下，先后向浙江省派遣偷渡特务10股，其中6股为我军警民歼灭，总人数58名，计俘获34名、击毙20名、自毙3名、投案自首1名。除2名解决在第三道防线外，其余都解决在第一、二道防线。缴获长短枪72支、电台8部、密码8套、“太武”训练班训练内容记录2本，击沉军用小艇１艘，缴获小木船4只、橡皮舟1只，以及一批子弹、手榴弹、炸药、定时炸弹、伪装衣物、伪装印章、证件、相机、收录机、望远镜、指北针和心战传单、金条、人民币等。其他4股在海上游弋，未敢登陆，折返台湾。在我省迎头痛击美蒋特务偷渡袭扰活动的同时，福建、广东等地同样取得重大胜利。
新华社于1963年6月29日、1963年11月4日、1964年6月29日、1965年2月1日，先后4次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报》，揭露美蒋特务的阴谋。《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祝东南沿海军民歼灭登陆敌人的胜利》、《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无形的长城》、《粤闽浙沿海军民再歼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和《来者不拒、全部歼灭》的社论。蒋介石怨天尤人，斥责部属，猖獗一时的台湾特务海上骚扰活动，被迫收敛。
在浙江沿海登陆，被我歼灭的这６股武装特务分别是：
（一）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31支队”。由原“特情室太武训练班第3支队”改编，代号徐威力，计11人。1963年6月24日晚8时，由“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亲自送行至基隆海军码头，交太（湖）字25号舰艇送到东引。26日下午3时，由东引出发，当晚8时，至平阳县官山（现属苍南县）东约15海里处换乘橡皮舟，太（湖）字25号艇返回。11名特务于27日零时在大渔湾门州垄登陆，都换穿伪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冒充沿海巡逻，通宵赶路，企图向内陆窜进。因每名特务都穿大皮靴，负重百余斤，夜色中迷了路，至凌晨4时，走了4个小时，又回到距登陆点仅2公里处。
当地村民林秀平等3名妇女到门州垄海涂作业，发现有反动传单和国民党旗以及衣服等物散落，判断是有敌人从海上登陆了，便到附近的王家大队报告情况。7时，王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姚存许通报中墩和龙沙的民兵。民兵立即出动，包围可能有特务躲藏的安峰山，进行监视控制，在山上又发现特务丢弃的棉被、电台、药品等物。
上午11时，县公安局侦察员和边防部队一个班赶到现场。听民兵报告，在安峰山背后的吃水坑有可疑人迹，经研究分工，边防部队迅速逼近吃水坑，几路包抄上去，顿时“缴枪不杀”的呼喊声震撼山谷。敌“31支队”参谋长杨廷尧（四川万县人）、中队长屠永兴（定海人）、陈金明（平阳人）、黄满贵（淳安人）举手投降，哀求饶命。口供证实，他们在安峰山后分路，另有7人在半山腰岩石下隐蔽。我追剿同志又逼近目标，敌开枪顽抗，副班长胡寿林在敌人左侧，架机枪压住敌人火力，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见副班长倒下，愤怒的枪火便集中射向敌特。在枪战中，敌支队长吴镇（兰溪县人）、大队长杨大荣（安徽安庆人）、唐永谋（湖南人）、中队长徐道元（湖南人）、施鹏（杭州人）等5名特务被击毙，副支队长房希禹（河南人）在追捕中自毙，大队长兼军医潘崇智（仙居人）被迫投降。这次战斗中，缴获卡宾枪8支、子弹2000余发、炸药5磅、手榴弹7枚、橡皮舟1只、电台2部（含丢弃的1部）、密码2套、马达1台、对话机2部、收录机2台以及金条、金戒指、人民币、粮票、药品、伪制证件和心战品等。台湾特务机关要求这股武装特务登陆后，深入浙南山区，建立游击基地，务求“隐蔽、生存、巩固，点燃大陆反共火焰”。结果是，他们一登陆，就遭到铁拳痛击。
（二）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