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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20日，国民党“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潜至澳门，部署对大陆的行动破坏。
这个沈之岳，浙江省仙居县人，是戴笠手下一员干将，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在1938年4月，沈之岳居然冒险进入延安！当时他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沈之岳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为了能够进入延安，他特地研读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
进入延安之后，沈辉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沈辉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他便借机得以重返戴笠军统系统。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沈之岳曾随胡宗南在大陈岛担任情报站站长。当时，他派人潜回蒋介石故乡奉化，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诸多景物，拍成照片，献给蒋介石。蒋介石甚为称赞。不久，沈之岳升任少将政治部主任。
后来，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于1964年6月调任“调查局”局长。
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资料，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当时，中央决策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来大陆归案，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后采取较缓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湾，沈之岳受到蒋政权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些都不出我们之所料，有力地粉碎了敌特机关又一次掀起的阴谋破坏行动。尽管敌特机关怀疑他们内部有问题，但却始终发现不了他们的“盲区”。
沈之岳1990年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来过杭州，1995年在台病死。
秘密战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个敌对阵营的智慧之战。那个时期，我们在与美蒋特务机关的反复较量中，已摸索出一套应对的办法，能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敌人一进来我们就能发现，敌人一活动我们就能控制”的局面，斗争显得较为主动。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上海特派员”张毅自首
“上海特派员”张毅自首
1956年2月7日，国民党“中二组”委任的“上海特派员”张毅，潜入杭州、嘉兴等地活动，慑于群众警惕性高，受我政策感召，向杭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我们报告中共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后，决定从宽发落，并于4月23日召开大会，由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张毅不予起诉，市公安局还给予物质奖励。《浙江日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走张毅所走的路》和《自动投案是反革命分子唯一出路》的社论。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以及塔斯社、路透社、法新社、安莎社、读卖新闻等也先后转发消息。我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放映了《两条道路》专题纪录片，在全国掀起了对特务、反革命分子强大的政治攻势。
在我们浙江：
当时就有国民党“中二组”杭州工作站独立台台长、派遣特务曹湘海，在张毅投案自首得到从宽处理的当月，在杭州投案自首；
5月11日，又有“国防部二厅”经外勤人员训练后派至浦江县，企图长期潜伏、搜集浙赣铁路军运情报的特务吴文鸿，向浦江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7月17日，“国民党情报局”派遣的“括苍山行动队”周庆宝武装特务6人，携带电台２部、密码5本、手枪9支和子弹500多发，偷渡潜入温州，阴谋在括苍山依靠亲属关系立足，但每到一处都遭到亲友劝说，动员他们主动向人民政府自首投诚。他们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19日，队员林邦清潜至青田温溪贵岙他姐姐家，林的姐姐和外甥都劝说他向政府自首，并牵制林的活动。林在无法脱身下，向乡政府投案，交出枪支，并交代了周庆宝等5人的去向，我迅速捕获这5名特务，全案告破。
至1957年11月，国民党“情报局”派遣的少将特务郑其祥，潜至衢州的第二天即向我公安机关投案，说是受我政策感召，要走张毅的路。
对张毅、郑其祥，我们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张毅、郑其祥虽有冲击，但“文化大革命”后又落实政策，给予保护。
张毅的投案自首，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张毅，又名元谋、源茂，化名郭永寿、谷瑞生、郑有庆、李东发，浙江镇海人。1920年出生，1937年参加伪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后被选送松江接受军统特务训练。1938年到成都参加国民党航空通讯训练，担任特种电台通讯士。1945年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自称中统局上海“特派员”。1949年上海解放后，经舟山逃到台湾，立即投靠国民党空总二署（情报署）。1954年即转入国民党“中二组”，接受潜入内地的特务派遣任务。他曾三次偷渡均告失败。这次是在国民党驻香港特务组织的策划下，持广东梅县“李东发”的春节回乡通行证潜来杭州的。
其实，早在一年前，我方已获得国民党“中二组”谋划派将官级特务张毅来内地的情报。我们对他在大陆的旧关系，可能落脚的地方，都做了严密细致的工作。所以，张毅一踏入杭州，即落入我方的视线之内。
省公安厅副厅长丛鹭丹向我汇报说，张毅曾去杭州、嘉兴找某某，某某劝他向政府投案自首，但他有些犹豫不定，丛问我怎么处置好。我当即告诉丛鹭丹，要争取张毅为我所用，如他不主动来自首，要想个办法，逼他来自首。丛即布置杭州市公安局侦察人员在张毅即将登上火车离开杭州站的一刹那，把他“请”到了派出所。
侦察人员问他：你在杭州住了两三天，为什么不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张毅立即承认错误，并作了检讨。
又问：你的名字叫张毅，为什么在入境通行证上写“李东发”？
这时，张毅紧张起来，说不出话。
再问：你是浙江镇海人，为什么写的是广东梅县人？
一连串的问话，使这个老牌特务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显得很不自在，惶惶不安。
张毅后来在交代自己的问题时说，在派出所从你们这三句简单的问话中，预感到自己的身份已暴露，原先设计的防线已守不住了，于是下决心投案自首……
张毅投案自首后，对他的处理，有两种选择，一是把他建为情工关系，继续与国民党“中二组”周旋；二是公开处理，以分化瓦解敌人，狠狠地打击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
权衡利弊，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二尤案件”的教训
“二尤案件”的教训
1962年，蒋介石军事冒犯东南沿海的阴谋失败后，加紧了特务活动。台湾等待潜入的武装特务，多次进行以攻击我沿海机场、码头为目标的水底爆破、海上拦截和滩头侦察等训练和演习。“国防部情报局”、“特情室”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GG）”合作，从1962年至1964年间，开办各种特工训练班，共训练了600余人，其中被“东引反共救国军指挥部”选调的有200人，内有浙江籍52人。
1963年5月，蒋经国和“特情室”主任徐人隽，负责空投、偷渡的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曾小民，以及海军两栖部队情报处长、水上爆破分队队长等人，先后到马祖、东引检查和布置向我沿海地区偷渡、渗透活动。已发现有14座电台、8艘船艇用于特务运输、联络活动。蒋军船艇在浙闽外海捕捉我省籍渔船62艘，从渔船民身上搜取情报和猎取衣服杂物，供特务潜入时伪装掩护或仿制使用。5月20日至6月15日，台湾蒋军侦察机12架次先后在浙江沿海和浙闽接合部山区侦察飞行。6月，台湾成立了“联合空降特遣队”，美国帮助台湾空军改装的P…2V飞机，频繁地进行夜间低空多方向飞行训练。情报证实，台湾蒋帮组织小股武装特务偷渡或空投入区骚扰，已是蠢蠢欲动。
浙江全省，特别是沿海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落实全线布防，即“海面观察监视，海岸警戒守卫，地面控制侦察”三道防线。加强同驻军部队和有关部门联防，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进行反敌特武装偷渡和空投的敌情教育，使军警民筑起东海长城，厉兵秣马，万众同心，严阵以待。“三道防线”是在解放后沿海斗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沿海群众，包括渔船民，经过民主改革，发展生产；进行阶级教育，划清敌我界限，不做危害祖国、人民的事；加强边防部队建设和港口的行政管理，加强侦察和秘密力量的建设。这“三道防线”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使我们牢牢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取得一个个辉煌的胜利，被公安部充分肯定。
但是，在重要时刻，发现某些环节上仍然存在疏漏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963年1月29日，象山县莲花公社蚶岙大队治保干部严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