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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组织“浙南战役”
组织“浙南战役”
到1955年初，浙江沿海还有大陈、一江山和渔山等几个岛屿被台湾国民党军队占据。
一江山岛位于浙东台州湾水域，距陆地29？郾6公里，至大陈岛16？郾65公里，是大陈岛守敌外围的一个主要据点。驻有国民党“一江山地区司令部”属下“突击第四大队”1000余人，构筑了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并以此为依托，不断在我沿海进行武装侦察袭扰和特务派遣活动，封锁海上通道，破坏我渔业生产和商贸活动。
为全部解放浙东南沿海岛屿，1954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即命令华东军区以海空军打击大陈之敌，并准备攻占一江山岛。陆海空三军接受任务的部队进入紧张的战备，1955年1月18日发起攻击，仅用3个多小时全歼守敌，占领全岛，俘敌“突击第四大队”大队长王辅弼以下573人。
在采取强大军事行动的同时，沿海地方政府、军事部门和民兵全面动员，支援前线。浙江省公安厅派出强有力的干部，会同华东军区俘管处、省军区敌工部，共同审理俘虏。历时20天，挖出“大陈防守部特勤大队驻一江山工作组”特工9名，另证实在战斗中已击毙13名。发现原“江浙总部二处”特工2名，台湾“淡水游击干部训练班”特工2名和“西方企业公司”两栖训练班出身的特工1名和一批可疑线索。
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台湾蒋氏父子无可奈何，于1955年2月8日至25日半个月里，调集数百艘次舰船，执行“金刚计划”和“飞龙计划”，从大陈、南麂撤军，还裹胁驱赶大陈岛14000余名、南麂岛1000多名岛民去了台湾。在岛上毁坏大部分居民房屋、公用设施，布设地雷5万多枚。还有意留下几十名老弱病残群众，集中在一个崖洞中，夹杂掩护留下3名特务。
我公安十六师随即登岛，解放了上下大陈岛。解救群众的同时，在浙江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于2月13、16日先后破获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大陈联络组”预伏的两个独立台，捕获台长吴时孝、王义才，“保密局”预伏特务顾楚庭，共缴获电台4部和其他物资。
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敌人又失去几处设防固守的阵地，喋喋不休叫嚣反攻大陆的嗓门嘶哑了，士气特别是特务系统的士气大为低落，对浙江省海上派遣活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沉寂了。
我们则乘胜展开新的战斗，将解放一江山、大陈诸岛俘获人员中发现的线索和工作中积累的材料，集中进行分析研究。浙江省公安厅党组决定，对温（州）台（州）沿海地区美蒋间谍特务案件，组织优势兵力，实施统一侦破，称之为“浙南战役”。浙江省公安厅派刘德芳同志和温、台地区公安处领导干部一起组成领导小组，参战干部浙江省公安厅50人，温州公安处16人，沿海各县公安干部183人。温州市公安局和公安边防十七师已包干侦破所属案件，人数未计。省、地侦察干部分成7个工作小组，赴平阳、永嘉、乐清、瑞安、海门、玉环、温岭7个县实施侦破工作。
1955年2月至3月底，为第一阶段，共侦破案件32起，逮捕处理案犯61名，缴获电台4部。又发现重要线索43起，建立了一批情工关系，给美蒋派遣潜伏特务又一次沉重打击。在此期间，宁波、舟山地区也紧密地配合了“浙南战役”的行动。
第二阶段至当年9月，又侦破国民党特务案件4起，逮捕处理特务分子12名，缴获电台1部。“浙南战役”的两个阶段，还侦破其他反革命案件44起，逮捕处理罪犯123名。开展侦破战役过程中，对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的，立即兑现政策，从宽处理，开展了政治攻势，震慑了敌人。
公安部对浙江省公安厅组织的这次“浙南战役”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选择的时机、地区和组织形式等都是好的，反映了领导的决心和智慧。集中优势兵力，充分依靠群众，深入侦察调查，对在动摇分化中的敌特，既严肃揭露，又注意区别对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截获暗害周总理的重要情报
截获暗害周总理的重要情报
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大陆撤逃时；一片混乱；通联指挥只能使用原班人马；运用原套工作方法。而已经起义的“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大都与他们本来是同学、同事或搭档，交往密切，彼此对通联手法、特点、脾气都很熟悉。这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派往岛外、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组织，指挥联络主要使用电台电讯，截获和破译他们之间的这些密电码，是反间斗争的重点课题。为此，杭州市公安局经省委和华东社会部批准，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启用“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并在破获的敌特组台案件中，筛选有连续作战条件的台电，与美蒋特务机关周旋。
我们首先对起义过来的18位同志（支队长厉培明等三人已调上海市公安局工作）集中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选用《浙江日报》干部、原地下党员沈竞新来管理和领导他们，定名第二股，沈任股长，隶属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配备7台收发报机，其中有3台功率较大。这些同志随着立场的转变，和我同甘苦，表现很积极，很快把工作开展了起来。当时称之为“骑驴找驴”，实际上起“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作用。开始以搜索为主，控制为辅。到1950年5月，对台湾“保密局”、“毛森系”、“内调局”的电讯网络大都能捕捉到信号，控制了敌特总台的共播机，掌握了“保密局”联络通讯电台的区域及活动性质，也摸到了敌特电台密码的规律。破译员马遁，经过反复研判，破译了第一份密码，获取了情报，随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控制为主，搜索为辅。至当年6月，共掌握敌台23种密码，全部破译的有20种，译出的电报涉及军事、政治诸方面的内容，情报价值很高。特别是佐证从其他渠道获悉的敌情动向，有利于我开展谋略斗争。敌人要从舟山撤逃，我们事先知道了；敌人要空投特务，我们也知道了，并引导到我指定地点着陆。1950年秋，10名国民党空投特务一落地，就成了瓮中之鳖。他们随带的电台、密码本、武器等被我全部缴获。
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1951年，浙江省公安厅决定将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第二股升格为科建制，移交省厅一处管理。到1954年底，根据公安部的要求，又在科的基础上扩编为技术侦察处，人员扩编到120余人，设备陆续更新，工作更走上正轨。从破译敌台密电中得到了许多情报，有的非常重要。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破译敌台密电，在1955年4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护了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1955年4月18日到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大会。
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专机，决定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一架属于孟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所有的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
1955年4月，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尼出席亚非29国政府首脑万隆会议，策划在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妄图暗杀周总理。
4月11日上午，香港情报站特务按计划在飞往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中午12时15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在离开香港５个小时以后，于下午6时30分（当地时间）左右在距地面18800英尺的高空飞行时爆炸。
机上除副驾驶员、领航员、机械师3人生还外，其余16人遇难，其中有我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和5名新华社记者、3名外国记者、5名机组人员。失事飞机的残骸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的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机身坠入离海岸1公里的水中。
所幸的是，周总理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又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他到缅甸商议会议期间的有关协作事宜，临时改变了路线，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周总理提前于4月8日离京，14日飞仰光，16日抵万隆，幸免于难。
其实，4月5日到11日，台湾“情报局”给香港特别情报站有关暗杀行动的密电码为浙江省公安厅破译，随即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及时报告中央。4月9日晚，我破译的密电表明，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消息报到云南昆明，正在那里的周恩来总理立即发出指示，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
我外交部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均于4月10日上午和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要他们严加防范。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特务破坏事件未能避免。
针对这震惊中外的严重事件，我政府与港英当局严正交涉，港英当局同意对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采取行动，先后搜捕了108名，给了国民党特务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里，我还想说明一点。就是浙江省公安厅破译和及时报告的这一情报，究竟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中央是否还从其他方面也获得情报？这只有公安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