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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安机关，解放初期的上述斗争，尽管是紧张的、尖锐的、激烈的，但还是比较公开的。当然也包含着同隐藏较深的敌人开展斗争。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比较注意贯彻执行公安部1950年8月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确定的“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着手建设了一些隐蔽斗争所必需的、长远斗争所必需的项目和手段。但作为领导，无论思想认识上或具体举措上真正意义的隐蔽斗争观念，直到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才是一次飞跃。
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于1954年5月召开，历时40天。会议以贯彻保卫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为主题，回顾总结建国5年来公安工作取得的辉煌胜利，安定了革命胜利初期的社会秩序，保障了经济建设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分析了斗争形势，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薄弱环节，突出的是对隐蔽较深的敌人斗争不力。罗瑞卿部长作了报告和会议总结。会上讨论了侦察工作两个专业性、规范性的《业务手册》。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鲜明开拓精神的会议，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当时对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有个说法，叫做公安工作要“过关”。公安工作“过关”，实际上指的是“过”侦察工作“关”，要从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法过渡到加强隐蔽战线斗争中的侦察工作，并作为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手段，以适应整个对敌斗争的新形势。
我与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政保处长丛鹭丹、经保处长于克家、治安处长刘中流、杭州市公安局长张世祥等作为浙江代表参加了会议。大家感到参加这次会议受到深刻教育，得益匪浅。回杭以后，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并及时召开第六次全省公安会议进行深入的传达贯彻，全面部署了一个时期的公安工作。
第六次全省公安会议之后，我们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厅党组就如何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侦察工作如何“过关”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专业会议来讨论部署这个问题；还派出若干工作组赴宁波、嘉兴、金华、温州等地对侦察工作的现状进行调查，并于同年12月召开全省政保处、科长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我听取了一些地方的发言后，作了《当前侦察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过关”》的讲话。我首先讲了我省隐蔽斗争的现状，肯定了成绩，着重指出：从地、市、县公安局领导而言，知道敌情起了重大变化和自己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却不清楚怎样才能够“过关”，较普遍地出现了一种畏难、急躁情绪，如有的局长反映“旧的一套可以去掉，新的一套还未学会”，对“过关”处于无措可施的茫然状态。侦察工作上和侦察干部中又出现：一是滋长麻痹情绪，看不到敌人，“前线无战事”，不认真钻研业务，缺乏经常分析掌握敌情动向；二是不能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存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简单化的工作作风和急于求成、避难就易的错误思想；三是片面理解“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对待具体案件指导上不能权衡利弊得失；四是过多地强调侦察工作的特殊性，存在着与党的群众路线相悖的那种孤立主义、神秘主义错误。
我讲了侦察工作的现状后，提出公安机关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会和提高同隐藏很深的、比较厉害的间谍特务作斗争的一套本领，“过关”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强调侦察工作“过关”，必须切实贯彻党委绝对领导下的专门工作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要树立全局观念、“一盘棋”的思想，克服本位主义、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要重视情报工作，千方百计地广辟情报来源，就侦察工作讲，没有情报就谈不上侦察，而没有深入的缜密的侦察调查，又发现不了敌人；要适应隐蔽斗争所需要的业务、技术建设，切实调整充实、训练提高侦察队伍。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要求到会同志集思广益，进行讨论。
经过大家广泛的讨论，最后议定了侦察工作“过关”的六条标准：
一、健全和合理地组织与使用侦察力量，培养与保持了一批懂政策法律、懂业务、能搞得赢敌人的侦察干部。
二、对当前总的敌情有了正确的理解，对自己工作所属范围内的具体斗争方向有了明确的认识，掌握了敌人活动的规律与特点。
三、在所属工作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建立了科学的材料管理制度，把反革命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和其他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分子放在我视线之内，为专案侦察不断开辟线索来源。
四、根据客观敌情的需要与主观力量的可能，建设了一支相应的情工队伍，建设了必要的侦察手段，并能熟练地使用这些手段。
五、对已立案的专案，实行了专人专办，并能分清主次，积极进攻，适时破案，打击敌人，建设自己。
六、侦察工作与民警治安及其他手段已密切地结合，形成总体作战体制。
传达贯彻第六次全国、全省公安会议精神之后，浙江隐蔽斗争的侦察工作，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各级党委也非常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了这条战线的工作。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反间侦察战果辉煌
反间侦察战果辉煌
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德欢，将骆止正、傅乃理两人的秘密工作关系转到杭州市军管会。5月10日，李丰平和我一起接见了骆、傅两人。11日晚，我又到林司后骆止正家，会见了骆止正、傅乃理，以及王文镕、郑刚公、楼武佐、陈洪起。我肯定了他们解放前在敌工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要求他们继续在秘密斗争中发挥作用，布置了搜集敌情的任务，为摧毁敌特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努力。他们6人不仅是杭州公安，也可以说是浙江公安战线最早的一支隐蔽力量。这6位同志来自敌人营垒或长期与敌人打交道，熟悉敌人营垒情况，了解敌人脾性，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在配合我们反间谍侦察工作方面，长期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常人所不能及。
一、以特治特，摧毁潜特组织
1９49年9月初，我们从情报中获悉，伪浙江省主席周嵒撤逃至舟山后纠集毛森和“内调局”特务骨干以及伪军政官员，于7月7日在定海宣布成立“浙北行署”，妄图利用“军、政、特”三位一体形式在浙北地区建立“地下政权”，并已开始有计划地向杭州和浙北地区派遣伪县长、专员。李丰平同志和我立即听取侦察处汇报，布置立案侦察，要求把这个“浙北行署”搞个水落石出。
不久，骆止正、陈洪起先后发现与“浙北行署”案有关的潜特郑昴林线索。我指派侦察处情报科副科长丛鹭丹率侦察员立即去密捕郑昴林。郑是浙江金华人，1934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军事教官、临安县自卫大队长。1944年结识毛森，参加“军统”，先后任中美合作所金（华）兰（溪）混合组上校组长、“军统”东南特区苏南站上校站长。1948年受汤恩伯、毛森之命，任浙江省八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戡乱团”团长。周喦组建的“浙北行署”，妄图在嘉兴、杭县、於潜、建德、兰溪、吴兴建立6个联防指挥部，开辟“游击根据地”，以“潜伏”、“破坏”、“反攻”三部曲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郑昴林被任命为“浙北行署”杭州区专员兼杭州市市长、“反共救国军”杭州区总指挥。郑带了三部电台，从定海潜来杭州。
郑昴林不愧是个老牌特务，在密捕时，问丛鹭丹：“我这块木头还有用否？”
丛鹭丹回答：“不仅有用，还大有用处呢。”
郑昴林密捕后，我很快见了他，阐明了我党的政策和我们的态度。经过教育，他很快交代问题，表示要认罪归正。当时顺线破获了毛森系特务案件10余起，逮捕重要特务20余人，其中包括毛森系特务黄福林、伍柳青、牛福，以及潜伏组织“浙北行署”主任吕师扬、副主任陈重，湖州区专员兼长兴县县长杨振，“中统”浙室科长、“浙北行署”吴兴县县长张子海，武康县县长毛信良等。“中统”浙室股长、“浙北行署”杭县县长祝育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我自首。
郑昴林不仅在摧毁“浙北行署”匪特组织、挖掘毛森系特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那时起，在对付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丰富多彩的活剧。
这里再讲讲王文镕。1949年10月初，王文镕得悉“保密局”浙江站副站长章微寒和勤务兵卞金海等，躲藏在兰溪山区丁谷（“保密局”浙江站直属通讯员、浙江保安司令部游击支队司令）匪部，即通过卞金海做章工作。10月6日，卞金海只身来到杭州和王文镕联络，王将情况报告我。我当即决定要王文镕陪同，亲自与卞金海见面，我向卞阐明政策，晓以利害，并派市公安局侦察干部何志舒同王文镕、卞金海到金华接应章微寒回到杭州来自首。章的自首，震撼了一大批特务。经章联络和说服，先后有“保密局”浙江站学运组组长朱文友、浙江站公开第四组组员、杭州市警察局刑警队副队长吴容照、浙江站原副站长张廷芳等向我投案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