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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几杯酒，有了几分酒意，吴化文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往事。我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环境恶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吴化文曾在抗战初期任国民革命军新四师师长，打过日军，因此受过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政委肖华的慰问。但不久态度变了。尤其是到了1941年至1942年，蒋介石坚持不抵抗的投降主义路线，日寇疯狂“扫荡”、“蚕食”和重兵围攻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正规军将领携妻带眷纷纷南逃，一些杂牌军为了寻找靠山，投降日军，成了侵略者的帮凶。在这种背景下，吴化文率部公开投降日本，当起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总司令，统兵两万余人，成为山东伪军中势力最大的一股。他以新泰、沂水、蒙阴为势力范围，抓丁捕人，烧杀抢劫，配合日寇向我“蚕食”、“扫荡”，残酷屠杀抗日军民，疯狂残害人民群众，制造了纵横200里的“无人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我抗日武装力量被逼转入分散和隐蔽斗争。
根据形势需要，中央作出加强对敌斗争政治攻势的指示。当时不仅我们敌工部门，几乎全军上下都做对敌政治工作，鲁中军区建立了“日军反战同盟”、“吴化文大股伪军工作团”，还有“敌后武工队”。单敌后武工队，在鲁中地区就建立了８０多个。他们深入敌占区，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袭击、瓦解敌军，重点打击最坏的汉奸、伪军、伪便衣特务，摧毁伪政权，建立为我利用的两面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他们在敌后写标语，发传单，开展群众性的“咬耳朵”活动（秘密口头传播我军胜利消息，揭露敌人阴谋），还对吴化文部伪军开展“红黑点”活动，即贯彻我军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政策的一项有效措施，对作恶多端的敌便衣特务、伪政权人员，写信或发传单、告示，揭露其罪行，限期改正。做一件坏事就记一个“黑点”，并向其发出警告，通知其家属亲朋。“黑点”多了，经一再警告还不悔改，就果断地除掉。对做了好事的敌伪人员，就登记“红点”，“红点”多了，可以赎罪受奖。这些办法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股伪军工作团”是从1942年春组建的、对大股伪军开展工作的机构，团长胡成放，副团长孙克东，都是敌工干部。山东大股伪军主要是鲁中吴化文的部队和鲁东伪和平建国军厉文礼的部队。鲁中军区主要做吴化文的工作，成立了“对吴工作团”，对外称鲁山办事处。“对吴工作团”主要通过内线工作搜集敌人据点情报，在掩护我军人员活动、策应投诚起义、配合我军行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认真贯彻中央要加强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那时敌工部门的任务是异常繁重和复杂的，工作极其紧张和艰苦。我当时任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鲁中军区下辖4个军分区。由于实行一元化领导，每个地区的敌工部也属军区领导。我除了参加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一些会议以外，其他时间都在鲁中地区活动。因为我是新泰县人，从小在这里长大，对鲁中地区的道路、地形很熟悉。通常是白天睡觉休息，晚上天黑行动。因为当时几乎都是敌占区。白天有时睡在老百姓家里，有时睡在伪保长家里。那时的乡村伪职人员，一部分是倾向革命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员；多数是“两面政权”，既为日本人办事，暗中也为我们服务；即使少数思想很顽固的人，也不敢公开出卖共产党的干部，否则他会随时受到严惩。我住在伪保长家里，有时也会遇到敌伪人员的盘查，他会设法掩护我的真实身份。因此，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活动时间在夜里，去找自己的同志，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开展宣传，瓦解敌人。有时深入敌营，争取内线，掌握敌情。也有白天外出活动的。为了迷惑敌人，我穿的是日本政府官员的服装，挎着盒子枪，带着警卫员，时常出入吴化文的部队，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是敌伪人员。我们的身份和工作一样，都是必须绝对保密的。吴化文的部队就在我二、三军分区范围内活动。在他没有投敌之前，我们的关系已经接上头。根据他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我们早已把他列入可以争取为我所用的名单之中。在他手下，有我们敌工部派进去的内线人员，也有被我们拉过来的人。对此吴化文心里十分清楚，但表面上装作不知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们也利用他的心理特点，警告他不要和敌人靠得太近，只有将功赎罪才是唯一出路。
1943年1月18日，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于山东临沂、莱芜率领所部投敌。投敌兵力为一万两千人。
汪伪国民政府授予吴化文以山东方面军番号。新编第四师、新编第一师以及鲁西保安部队被改编为山东方面军第一军。该部驻山东鲁村、南麻、悦庄地区，在日军指挥下，多次“扫荡”抗日根据地。为此我鲁中军区于1943年夏、冬和1944年春，先后发起了山东抗战史上有名的三次讨吴战役，狠狠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扩大和巩固了我抗日根据地，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山东军区的表彰。在三次讨吴战役中，敌工部配合军事攻势，做了搜集情报、政治宣传、瓦解敌伪军、组织策反等大量的敌工工作，和吴化文开展了斗智斗勇的激烈较量。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1）
阵前喊话，促使一营伪军投降
三次讨吴战役都是在鲁中地区进行的。由于我从小生长在鲁中，入伍后又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对这里的地形和社会情况很熟悉。加上对敌斗争形势需要，各级领导又非常重视，敌工工作理所当然地要发挥特殊作用。
1943年冬，准备第三次讨吴时，部队从南麻去悦州的路上，遇到了一个钉子。吴化文部一个营的两个连200多人，占据在一个碉堡里顽固死守。这个碉堡是日本人修建的，十分坚固。我们部队打了一个整夜，用炸药炸了几次，伤亡不小，一直到天亮，还是攻不下来。如果继续强攻，损失肯定很大。围而不打，时间又不允许，会影响整个作战计划。军区司令王建安要我设法拔掉这个钉子，并把特务连在内的300号人交我指挥。我表示，坚决接受和完成任务。此前我已通过内线了解守敌内部情况，并物色守敌官兵亲友写信对其进行规劝。同时，我还亲自写了一封劝降书，向守敌申明大义，死守只有死路一条，投降为人民立功，才是真正出路。
在重兵包围下，我只身到敌碉堡下喊话。同志们劝阻我，说太危险。我拒绝带警卫员，充满信心地大步走到碉堡下，开始在一堵断墙的窗口下，自报家门，用土喇叭大声向守敌喊话。主要讲父老乡亲的希望，我军的优待政策，只要放下武器，其余一切听从个人意愿。愿意参加八路军的，我们欢迎。要求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只要留下武器，个人物品全部由自己处理。我还讲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太平洋战争、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情况，告诉他们日寇已陷入孤立，四面楚歌，抗战全面反击已经开始，你们再也不能稀里糊涂跟日寇，应赶快觉悟，回到人民中间来，越快越好。我大约喊了半个多小时，碉堡里的守敌没有向我放枪。我就离开可掩护的窗口，走近碉堡，面对里面的伪军官兵，继续喊话宣传。我告诉他们，如果继续顽抗，为日本人卖命，不仅自己没有出路，还对不起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我一边喊话，一边向碉堡走近，已经看得见伸出碉堡窗口的枪管。我估计他们不太可能向我开枪。我越讲越自信。我当时内心觉得的确是在和他们讲真心话、真情话，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被蒙骗的，被迫的，一旦明白道理是会放下武器的。这一招还真灵，喊话一个多小时后，碉堡上挂出了白旗，接着用绳子把枪一捆一捆从碉堡上放下来，然后在营长带领下，200多人排队依次走出来向我们投降。我赶紧派人向军区报告，立即派部队来接收向我投降的伪军人员。
军区首长非常高兴地肯定和赞扬了这个成功的战例。《军区战报》要我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为题，介绍战场上对敌政治宣传的作用和经验。
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
对敌策反工作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43年秋，也就是二次讨吴前，敌工部根据掌握的敌情进行认真分析，为军区二次讨吴提供大量情报。同时经过军区批准，搞了一次成功的策反行动。
吴化文手下有个独立营，500多号人，武器装备相当好，驻在蒙阴和博山边界上的一个叫卢乐店的城堡里。营长叫刘鸣久，土匪出身，吸毒、嫖赌、抢劫、杀人，五毒俱全。当地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这个人有个特点，喜欢和地方三教九流交朋友，对手下的士兵称兄道弟，很讲义气，在士兵中很有一点威信。我们决定在吴化文后院放一把火，把刘鸣久策反过来。
军区政治部一位同志和刘鸣久有亲戚关系，我拿着他给刘的亲笔信，一天夜里带了一个警卫连走了50里路，悄悄地赶到蒙阴庐山脚下，已是第二天清晨。我带了一个班来到刘鸣久驻地，其余人员留在外边以防事变。因我穿的是日军军服，带着会讲日语的翻译，哨兵没作任何检查就打开大门，让我大摇大摆走了进去。
刘鸣久，我们早已相知不相识，我把那封信交给他。他见我突然到来，感到十分吃惊，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像迎接他的顶头上司一样，把我请了进去。坐下后我发觉这里是一个临时会客的地方，勤务员倒茶后，刘鸣久叫我坐一会，他有点事先去处理一下，随后就来。
我听到房子周围响起了紧急的哨声和杂乱的脚步声，还有粗嗓子的口令声。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