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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证明林洪洲那段历史不仅是完全清白的，而且是受组织派遣，历尽艰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五哥不幸牺牲
五哥不幸牺牲
我有五个哥哥：大哥一直在家种地；二哥被日本人抓到东北当劳工，东北解放后，参加第四野战军，到武汉，1952年复员回家；三哥抗战前病死；四哥被日本鬼子抓走，关在东都镇据点内，被折磨得快要死了才放出来，已经不像人样了；五哥抗战初期参加革命，1943年被日本鬼子杀害。
1943年，为了挽救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被动局面，侵华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强调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手段来破坏抗日根据地，瓦解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
年初的一天，我哥通过交通员告诉我，几天前，他被日军传唤到张庄煤矿宪兵队。队长大出对他说，你弟王芳是八路军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老是和“皇军”作对，在鲁中地区搞了很多破坏活动，严重影响“皇军”安全。按照中国的王法，够得上满门抄斩。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但作为一家人，你是他哥，有责任做好劝说工作，叫他收敛一点，不然的话，你告诉他，“皇军”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我哥说，我六弟从小在外读书，受共产党宣传影响很深，他去参加八路军，家里都不知道，至今也没有联系。我从小跟父亲在家种地，安分守己，如今又当保长，为“皇军”出力。我们兄弟各走各的路，谁也不管谁。显然大出对我哥的回答很不满意。他说，你用不着推得一干二净，王芳经常暗中来东都活动，作为兄弟，你们有联系，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为了刺探情报，危害“皇军”，那是要杀头的。我们早有确凿证据，你也无须推托。过去的事，我们可以宽大为怀，只要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如若再不听劝告，我们就要采取断然措施，除掉“小白龙”。那时你也休怪我们日本人不讲情义。假如你能劝说你弟为“皇军”效劳，我们可以给他连升三级，还保你全家荣华富贵。我哥心中暗骂大出痴心妄想，口中还是答应设法做做我的工作，今后不要给“皇军”再惹麻烦。
我得知此事后，非常担心我哥的安全。日本人想除掉我绝非易事，而我哥的处境更加危险。我曾计划让我哥离开东都，但又担心打乱地下联络工作，需作妥善安排。看来济南宪兵队和泺源公馆要除掉我的计划，不仅没有放松，而且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正在加紧实施。从大出对我哥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执行济南宪兵队的指示，上面对他的压力还真不小。
可以肯定，在日本人眼里，不仅我从事的工作会牵涉到我哥，怀疑我哥暗中给我提供帮助，而且他频繁接触八路军地下交通，时间长了，工作再隐蔽，也难免要走漏风声。那几天我日夜担心我哥随时会遭敌毒手，但没有想到敌人采取的步骤那么迅速，第一次传唤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哥就被张庄煤矿宪兵队逮捕了。告发我哥的是村上一个破落户，叫任在田，在伪区公所做事，他见宪兵队传唤我哥，就来了个落井下石，向宪兵队告发我哥雇人在煤矿收买炸药，向八路军提供爆炸物品，显然这是用来对付日军的，这无疑又给我哥加了一条死罪。
事情确实如此。那时，日本鬼子采取碉堡战术，躲在乌龟壳里对付我们八路军，我们暴露在外面，用机枪、迫击炮和他们交火，效果差，损失大。那时我们没有大炮，如何打掉敌人的碉堡，是个战术上的重大难题。当时我们山东纵队四支队二团有个副团长，叫王凤麟，他是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县卧龙河村人，出身贫苦，向往革命，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特务连长。后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参加了校内由一个德国教员任教的工兵班，学习爆破工程。抗战爆发，他回到延安。不久随黎玉和江华同志来山东，分配在我所在的四支队工作。在领导支持下，他发挥自己专长，办了多次爆破训练班，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炸药进行爆破试验，随着一声巨响，一座日军废弃的碉堡瞬间成了废墟。用炸药爆破的威力让指战员们大开眼界。可是炸药的来源是个大问题。当时山纵兵工厂的炸药不仅数量少，质量差，爆炸威力低，工兵在操作中还很容易误伤自己。相比之下，日本鬼子霸占的张庄煤矿用的炸药，效果就强得多了。因此，如何搞到张庄煤矿的炸药，就成了我们敌工部的重要任务之一。
那时，煤矿上的中国工人劳动强度很大，生活十分贫困，为了养家糊口，时常冒着危险从井下夹带炸药，藏在裤腿里，绑在大腿上，躲过日本矿警的检查，偷偷卖给需要的人，换点钱来，补贴家用。东都镇上有一家废旧物品收购站，不少矿工知道那里收购炸药。其实这家收购站的老板就是我哥王春风，我们的交通员定期到那里收取炸药送到部队。这些炸药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珍贵了。1941年1月，我们二团用它去攻打新泰汉奸陈三坎的张家栏子据点，二团三营用它攻占徐家楼伪军据点；4月，二团用它拔掉徂徕山日军据点。这里的敌人都顽固地据守在碉堡里，如果我们不使用爆破战术技术，估计会牺牲很多人。1948年7月16日毛主席在《关于太原战役》的电报中指出：“……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这是王建安同志调动工作途经西柏坡时，向毛主席汇报的。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倡导下，1948年的洛阳战役、开封战役以及东北历次重大战役中，我军都采用爆破手段，炸开城墙突进城去，消灭了敌人。
再说，宪兵队逮捕我哥后，开始要他交代我的活动情况，配合日军设法抓住我。遭到我哥拒绝后，就用刑罚企图逼取口供。我哥始终咬定与我没有任何来往，也不知我的活动情况，收购炸药也是转卖给石匠等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人会把它送给八路军，用它来攻打“皇军”。
后来，大出亲自审讯我哥，还是得不到真实情况。他授意部下对我哥动用了最残忍的电刑。我哥索性咬紧牙关不开口，几次昏死，几次苏醒，在极度痛苦和愤怒中，他忍不住破口大骂日军“惨无人道”、“没有人性”。
恼羞成怒的大出命令加大电刑强度，在强大电流刺激下，我哥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我哥死在宪兵队刑具下，这不是山本的本意。他严厉训斥大出处事无能，事情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惹出麻烦。他担心因此引起为日军效劳的那些伪职人员内心不满，也害怕我会因此不惜一切为哥报仇。
山本下令以因公殉职安葬我哥。把遗体安放在东都南庙，设灵堂，摆祭品，点香烛。大出带领宪兵队全体人员向我哥敬礼致哀，由宪兵轮换日夜守灵。
出殡那天，张庄煤矿所有宪兵和全区的伪职人员都来为我哥送葬。山本和大出上演“黄鼠狼为鸡哭灵”的闹剧，企图掩盖他们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欺骗中国人民的感情。可是，明眼人都清楚，他们这样做，恰恰暴露了侵略者凶残而又伪善的真面目。
解放后，我五哥王春风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我与吴化文
我与吴化文
1950年的春节，也是杭州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我去杭州市上仓桥看望吴化文。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长。他已等在门口迎我，异常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连声叫着“老朋友”，走进客厅。他住的是独家小院，环境相当不错。吴化文当时50来岁，中等个子，身材壮实，只是比过去担任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时胖多了。
吴化文对我来说，的确是老朋友了。我在山东鲁中军区当敌工部长时开始打交道，互相熟悉已有十多年了。
吴化文，字绍周，山东掖县（今莱州）人。
吴化文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又曾是反复无常的军阀：
他早年在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中任旅长，后随韩复榘脱离冯玉祥，任韩部手枪旅旅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随韩复榘投靠蒋介石，任济南警备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成为韩复榘的亲信。
抗战初期，蒋介石借机杀掉韩复榘。此事对吴化文刺激很大，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有朝一日也会落得像韩复榘一样的下场。他日夜担心那生性多疑、心胸狭窄的蒋介石会杀掉他。
在抗日战争期间，吴化文投靠大汉奸汪精卫，任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吴化文在日寇、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玩起了“狡兔有三窟”的政治把戏。
抗战胜利后，吴部被国民党收编，吴化文被委任为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
1948年9月19日，吴化文率部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长。
我眼前的吴化文早已不是当年的大汉奸，不是国民党的整编九十六军军长了。当然我在他面前也不是当年行动诡秘的敌工部部长。我们不是对手，不是敌人，而是真正的朋友了。
那天吴化文执意留我吃饭。盛情难却，两人喝了不少他从老家山东带来的兰陵美酒。他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在山东我们是两个阵营的人，你奔的光明大道，我走的死路一条，不打不相识，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你成了我的真正的知心朋友。今天我们是朋友加同志，在浙江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去说这些心里话？没有比你对我更了解的了。
喝了几杯酒，有了几分酒意，吴化文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往事。我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环境恶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吴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