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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吊山田的胃口，让他吃呢吃不着，放又放不下，欲罢不能。
接着我们又研究了今后工作和互相联系的一些事，不觉已到半夜。我从纸箱里抽出了一包香烟，第一个享用了郭善堂带回来的战利品。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一路通，路路通
一路通，路路通
真是人们常说的，一路通，路路通。
郭善堂自从经浅石推荐，成了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的特工人员后，济南其他特务机关，似乎一天之内全部向他敞开了大门。
首先是济南宪兵队队长山本，自认身居要职，高人一等，听说山田接纳了一个中国特务，就想把他置于宪兵队领导之下，亲自找郭善堂谈话，给他颁发了正式证书。
接着济南四家有名的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也争相拉拢，聘用他为本馆特工人员。这四家特务机关是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的产物，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竞争，共同任务是离间抗日军民鱼水关系，削弱并瓦解坚决抗日的八路军。
此时的郭善堂活动范围更广，也更自由了。他那边的各种消息已能及时汇报到我这里来，我对他的工作要求，也能很快地传达到他那里去。郭善堂在不断向我提供日军各种情报的同时，又必须不间断地向日军特务机关提供各种“情报”。当然这些情报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最重要一条是不能对根据地造成什么危害。有些是本来就要公布于众的事情，我让郭善堂事先作了透露，如1942年，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叫郭善堂把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山田参谋长和南新公馆，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正式公布在《大众日报》上，郭善堂又把报纸送给他们看，他们越发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是多么及时而准确了。
为了更多更好地搜集我们需要的情报，我要求郭善堂打入日伪内部越深越好，地位越高越好，时间越长越好。不久他加入了青红帮。那里边有伪军军官、警察局长、保安队员、商人、普通工匠、店员，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帮会旗帜下聚集一起。郭善堂拜师加入青红帮，这些人自然成了他的师兄师弟，接触也就更方便更自然了。日军特务机关对郭善堂加入青红帮也很支持，目的是要郭善堂了解帮会中有没有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
为了增加力量，我派敌工干事马法遵去帮助郭善堂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大汶口布店的职员。还吸收李庆亭、韩日生，包括侯希机等人，成为活动小组成员，这些人都是过去四支队精简回家、经审查靠得住的人员。可是，不久郭善堂负责的特工小组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天，李庆亭跟随日军到莱芜地区活动，发现鬼子携带大批假北海币①企图在边缘地区使用，以破坏根据地的经济。李庆亭来不及回来报告，就决定只身进入根据地向党政机关通报情况。他找了个借口，离开日军队伍，过了莱芜城，向根据地走去。谁知在途中遭到鲁中泰山专区的公安队伏击，当即中弹牺牲。公安队欢呼胜利，以为为民除了一害，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打死的是自己的革命同志。
鉴于这种血的教训，为了保护潜伏敌人内部的人员，军区根据我的建议，正式下发通知，规定：对重要的汉奸特务，今后不要随便捕杀，如需要处置的，应上报军区批准。通知发下去后，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这不是公开保护汉奸特务？他们怎能理解我既不便解释又必须这样规定的苦衷！
出事没几天，我哥通过联络员告诉我，郭善堂有急事要向我当面汇报。我赶紧来到我哥家里，已经是晚上的时间。郭善堂下楼看到我大吃一惊，问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还有两个日本人正在楼上打牌。他要我哥另找一个地方，说这里太危险了。我说不必，我额头上又没有写我是谁，他们见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里不仅不危险，可能还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管他们在楼上打牌，我们管我们在楼下谈工作。我让我哥上楼陪鬼子打牌，以观动静，楼下我听郭善堂汇报情况。
原来日本人感到鲁中地区八路军活动频繁，对他们霸占的张庄煤矿、孙村煤矿构成很大威胁。这里的部队归泰宁军分区指挥，泰宁军分区就设在李家楼子一带。鬼子提出“擒贼先擒王”，准备打掉泰宁军分区机关。现在正在调集兵力，估计规模不会小，时间也不会拖得太长，可能就在十天半月之内。
郭善堂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据多方情报分析，敌人这次“扫荡”来头不小，是由济南参谋部统一组织的。我对郭善堂说，你们下一步要注意了解敌人集中多少兵力，进攻根据地准确时间，以及敌人行军的路线等情况，并且及时回来报告。
我方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郭善堂把他搜集到的各种情报不断地向我报告：有10辆军车满载着日军士兵从泰安方向开到新泰。过了一天，报告说：铁路沿线的日军纷纷向大汶口集中，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过了一天又报告说：蒙阴运来了日军，这些部队都带了充足的弹药、粮食，似有进攻根据地的样子。还有从我哥那里得知，日本人要他准备200个民夫，明天早晨要用。日本人的习惯，每次“扫荡”之前，都要征用民夫。由此可见，敌人“扫荡”明天就要开始了。
鲁中军区首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及时作出反“扫荡”的准备。
当敌人从大汶口、蒙阴两个集结地，气势汹汹地向着他们认定的驻李家楼子泰宁军分区机关扑来时，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死伤数百人。日军继续往前闯，可是，他们进到李家楼子，根本没有见到泰宁军分区机关的影子，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李家楼子成了一座空村，日军无奈，只得放火烧了房子，然后退了回去。
反“扫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军民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军区首长和我当然不会忘记郭善堂他们作出的贡献。由于他们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为反“扫荡”战斗的胜利立了头功。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日军悬赏“生擒小白龙”
日军悬赏“生擒小白龙”
这次反“扫荡”取得胜利不久，就传来一个坏消息：郭善堂被济南宪兵队抓起来了。我怀疑他是否暴露了真实身份。如果是这样，他牺牲是不可避免了，而且对我精心策划的打入敌人内部的整个计划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可一时又得不到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郭善堂在敌人面前是不会泄露机密、出卖同志的。
过了几天才得知，宪兵队逮捕他的原因是，有人告发他，说他作风和别人不一样，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像这样的人，在特务中太少了，因此政治背景值得怀疑。还有是他多次到东都镇活动，同共产党鲁中军区敌工部长王芳哥哥王春风接触较多，郭善堂有私通八路军的嫌疑。
敌人非常凶残，日本宪兵对郭善堂先是拳打脚踢，继而冷水灌肚，直到昏死过去。郭善堂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自己是八路军派进来的，宪兵队说他私通八路，恰恰证明敌人并没掌握他的底细，自己被抓，仅仅是敌人的怀疑。一个星期后，郭善堂被放了出来。宪兵队长山本请他喝酒，为他压惊，表示道歉，说是一场误会，希望郭善堂继续为皇军效力。
然而，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警惕起来，我哥哥王春风的处境已十分危险。他虽是东都镇伪保长，是日伪军指定的，但那是因为我家在东都地位比较高，尤其是我父亲在镇上很有威信，让我五哥当伪保长，完全是敌人利用我家的影响，为他们办事提供方便罢了。我哥表面应付日伪军，暗中为八路军服务，他的具体职务就是鲁中军区敌工部的敌工干事。他的行动虽然十分隐蔽，但频繁接触我方地下工作人员，时间长了，很难不让敌人察觉。现在看来，我哥的行动，早就在敌人监视之下，而且已经深深地怀疑他“暗通八路”了。
我想尽量减少去东都的次数，和哥哥及郭善堂碰头的地点也尽可能离东都远一点。但是由于我哥哥这里是鲁中军区的地下联络站，它从抗战初期开始，一直担负这个重要任务。许多革命同志要到他这里联系工作，重要情报不断通过他集中到我这里来。而我的工作任务和性质也决定了我必须不断地和我哥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密切接触，对政治嗅觉敏感的敌人来说，不可能没有警觉。他们对我哥哥的怀疑理由也不能说不充分了。
可是，我哥哥非常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每次碰面他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注意安全。由于我的行动不同于大部队集体行动，经常需要单独进行，有时去敌占区，有时混进敌营，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当然，一旦出事危险性也更大。但我多年的敌工工作养成了一些习惯，形成了一套适应性较强的活动方式，从来没有出过事。
然而，我哥总是不放心。他还得到可靠消息，济南特务机关泺源公馆和1480部队有一个“生擒小白龙计划”。小白龙，指的就是我，是日伪军送给我的绰号。谁捉到小白龙，送到日本人手里，赏银5000大洋，谁及时报告消息让日伪军捉到我，赏银2000大洋。
我哥叫我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外出，最好不要亲自来东都联系工作，改由联络员和他直接联系。但我的工作任务决定我不能不单独外出，而且当时正是敌工任务非常繁重，敌工部的特殊工作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我不到一线，不冒风险，单靠联络员传递的情报是不行的，准确性要打折扣，因为联络员不能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