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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馨的父亲当时担任沂南县民政科长。他一直留在山东工作到离休。刘馨在县学读了两年书后即参军到部队。此后，她就随着大部队，行军作战，转战鲁西南、豫、皖、苏，参加洛阳、宛西、开封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我和刘馨结婚是在1948年的8月，具体哪一天，已经记不起来。婚礼十分简单。很多纵队领导和机关干部前来祝贺。但是没有酒席，没有糖果，大家一起在机关食堂里吃的饭，以茶代酒，虽然简朴，但很热闹。
婚礼那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当时我们通过六十五团政治处主任张正德，通知该团七连指导员刘馨的表哥支福田，要他赶紧骑马到保卫部王部长这里去一趟。他一路上十分紧张、害怕，因为他知道凡是保卫部找谈话准没有好事情。他曾亲眼看见有的人一去不回，有的人被保卫部审查后枪毙了。一路上心想自己出了什么大问题了？自己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破落了，16岁入伍就向组织交待清楚了，也表过决心，写过保证，背叛地主家庭，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没有隐瞒任何历史问题。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作为一个连队干部，一向工作积极，严格管理教育战士，处处以身作则；打起仗来，从来没有贪生怕死，危急时刻总是冲在前头，不管枪林弹雨，猛打猛冲，立了不少战功。平时生活中，虽然脾气有些暴躁，说话有点随便，但没有做过任何违规违纪的事。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保卫部长要直接找谈话？当支福田赶到我这里，向我报告他是六十五团七连指导员支福田时，说话都有点哆嗦，脸色显然十分紧张。一旁的刘馨看出来了，笑着说：“没有事，我们结婚，请你来参加婚礼。”原来是团政治处主任没有把话说清楚，也许是故意作弄他，才发生了误会。
婚后，我带着爱人刘馨，警卫员宋文祥，工作人员周恒葆、王汝良，饲养员大老刘，去华野总部报到。当时，华野总部在曲阜。我报到后，即在曲阜参加华野前委召开的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近一个月，结束后，我又调任山东兵团后改为第七兵团保卫部长。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我永远怀念他们
第二章 敌工战线
我永远怀念他们
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至1942年期间，我先后担任山东纵队第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鲁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兼鲁中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从这时起，长期从事敌工工作和公安保卫工作。由于斗争形势和环境决定，那时各级领导对锄奸反特、敌工工作极其重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山东的对敌斗争要以政治攻势为主，注重从政治上思想上分化、瓦解、打击敌人。罗荣桓同志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时，他亲自兼任锄奸委员会书记。各级领导对锄奸反特工作的要求很高。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强调：锄奸反特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要有顽强性、坚持性、创造性，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一致结合；要对敌人做到知己知彼，要动员全党全军的力量；要善于掌握党的锄奸反特政策，要善于发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抓住敌人的弱点、要害打击敌人。
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从1942年初起，鲁中地区各级党委相继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不久又设立敌工部，基层设敌工站，抽调得力干部，开展敌工工作。武工队活动也很活跃。山纵一旅、四旅，各军分区，公安局都纷纷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及日伪军，振奋群众的抗战情绪。我作为敌工战线的一名领导干部，按照敌工工作的要求，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采取特殊的工作和活动方法，周旋于敌人内部的各个派别之间，坚决打击罪大恶极的敌人，同时分化瓦解敌人，努力化敌为友，物色可靠人员，建立情报站。首先在新泰大峪、祝福庄、平岭、北鲍和东都建立地下情报站，接着又在泰安、济南、莱芜、蒙阴等地建立情报站20余个。仅大峪情报站1940年至1944年就传送各类信件、情报800余次，护送干部20多名，未出过一次差错。1942年一个隆冬夜，情报员李美先同志护送杨勇同志（后来成为我军上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根据地。
在我影响和带动下，老家东都许多同志投身抗日和锄奸斗争。有在蒙阴岱崮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班长王英进，有新婚不久就毅然参军参战的王安东、王步安，还有王开祥、王孝三、王春平、王步和、王步伦、王传录、王传春、王朝、王永三等革命烈士，还有王澄、王正祥、王生根、王安元、王安振，他们都是我的宗亲。我五哥王春风是一位充满民族正义感的朴实农民。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村里的“两面保长”，明里为日本人服务，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搜集传递情报、掩护革命同志。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教育动员具有爱国思想的各个阶层的人员，同情、支持以至参加抗战和革命，是我们军队始终十分重视的工作，也是我们敌工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沂蒙山区有个李家楼村，村民多系宋代抗金名将李通的后裔。村里有个商人叫李瑞凤，系李通25代嫡孙，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到这一带活动时，发现李瑞凤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就设法引导他参加抗日。我住在他家里，抽空就给他讲抗日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用他的一世祖李通在岳飞帐前英勇抗金的事迹激励他。李瑞凤逐步认识到：国破必然带来家亡，如不抗日，现有的家业也保不住。思想觉悟后，他不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抗日宣传，还把自己的家当成八路军敌工部的秘密联络点，安排“交通员”食宿，为我军行动提供各种便利。我自从1941年冬反“扫荡”时带领旅部机关干部和家属在日寇包围圈中顺利突围后，部队每次遇到反“扫荡”，我所在的旅和军区领导干部，都把家属托付给我，还有宣传大队、民运工作大队的一些女同志都由我负责安全转移。由于敌人“扫荡”时，敌占区成为灯下黑，我多次带着这些人员辗转在日伪眼皮底下，有时就住在李瑞凤家里，从来没有出过事。那时我军的给养非常困难，有时全靠驻地的老百姓募集。看到这种情况，李瑞凤把自己家中的多余粮食捐给部队，一次就运了十多车。有次他看到我写材料没有笔，就给我买了一支崭新的钢笔。解放后，李瑞凤担任村干部。1983年，他从山东来杭州看我，我俩促膝长谈，倍感亲切。
1941年，敌工科的正式干部有50多人，罗国范、张世祥、秦元庆、于晓亭当时都是营级干部。还有刘丁浦、马法尊、李庆亭、侯殿胜、宋道顺、黄志平、辛光、曲守林、牛福地等，都是敌工战线骨干力量。
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的王安元、王安振兄弟俩出生在东都，是我的孙辈，因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到东北，他俩在东北长大，在洋行做小工，学会讲日语，从小饱尝日寇侵占下的苦难生活。经我动员，1940年回到东都，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日军反战同盟是我部用日本人来做日军反战宣传的工作机构，属敌工部直接领导。他兄弟俩利用有利条件，为我搜集提供大量有关日军的情报。鲁中军区所属部队几次和日军作战，他兄弟俩都在前线担任宣传和翻译工作，并积极做好日军俘虏的教育转化工作。当时敌工部反战同盟有日本、朝鲜人40多名，这些人被俘后，经我们教育，思想转变很大，都能积极参加反战同盟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由于忙于战事，工作调动频繁，与安元、安振兄弟俩失去联系。据说安元曾到济南找过我，那时我已不在济南，在西线兵团参加豫东战役。他为人耿直，脾气暴躁，仇视日伪汉奸，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时常和伪职人员顶撞吵架，坐过国民党的牢。后来参加东北解放，一直在东北地方工作。安振随军南下到浙江杭州交际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兄弟俩历史复杂，还能讲日语，被造反派怀疑是“国际间谍”，长期关押，拷打逼供，受尽折磨。因为唯一知道他们全部历史的我也早已关押在北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前，才复职自由。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兄弟俩才得以落实政策。
当年许多参加敌工工作的人员，是我和其他敌工干部直接物色，单线联系，建立情报点的。这些人员当时没有名分，没有任何报酬，是自己出钱出粮，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由于战争年代部队调动、人事变化十分频繁，和这些敌工人员很容易失去联系。这些敌工人员好多当时都是“两面人员”，明里为日伪汉奸服务，暗中为我收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那时也没有什么档案和文字记载，尤其敌工工作，什么事情都在个人脑子里。这些同志，不管他们后来从事什么工作，过去的特殊经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肯定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我心中怀着深深的不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我记得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过的一个朝鲜人，叫金明，抗战胜利后回朝鲜。还有一个朝鲜人叫崔春生，通汉语、日语，主要跟我做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也回朝鲜。有个日本人，叫小林，回国后一直热心于民间中日友好活动。1983年我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他随访问团来中国，到杭州时，我在刘庄国宾馆宴请他一行。40多年前结下的友谊，今天仍能继续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些有益的工作，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由于年事太远，在当时我领导下的敌工战线工作过的很多同志，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无论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