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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手上、脚上几乎全都有冻伤的痕迹。寒冷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不算什么，谁让我们是东北汉子呢。冬天我们上学放学的时候，覆盖着冰雪的路面很滑，走起路来很费劲，我们干脆就划着冰车去。划冰车时，人坐在冰车上，两只手各拿一只铁钎子用力一支，冰车就划出去好远，既快捷又刺激，好几里地的路程，用不了多大功夫就到了。说到游戏，现在的孩子们玩的花样是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但是我总觉得那些公园里的游戏远不如我们那时候的游戏。现在的游戏，大多是纯粹的娱乐。而我们在游戏的同时，又增长了生活的技能和手段。我们的冰车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现在的孩子你让他们做一个试试？他们恐怕连锯和刨子都不会用。
本山是制作滑冰工具的好手，他做的一种“脚滑子”简单、实用，在我们中间都普及了。脚滑子是用两块和鞋的大小差不多的木板，纵向钉上两条粗铁丝；木板的前后各安装两个钉子，用于蹬冰和制动。脚上绑上这东西，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神行太保”，在冰面上“噌、噌”地跑得飞快，十里八里路像玩似的。《水浒》里的那个“神行太保”咱谁也没看见，而我们确是货真价实的。
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玩法，叫“放爬犁”，就是找一个雪比较厚的背坡，人坐在耙犁上往坡下滑，惊险、刺激。本山、本文（本山的堂弟）和我都是放爬犁的高手，高度和难度都超过一般人。本山有个本事，能唬小孩儿。看我们玩得开心，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便也心痒难闹、跃跃欲试。作为交换，本山带他们放爬犁，他们把他们的小玩具借给本山玩，什么玻璃球、冰猴儿什么的。本山从小孤苦伶仃，没玩过什么像样的玩具，只能在此时进行一下弥补。实际上，玩是人的一种天性，是人的本能。在动物界，玩耍是学习生存本领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人类来说，玩则是开发孩子的智力最有效的手段。本山聪明，也好玩，不知道他是因玩而变得聪明，还是因聪明而变得更会玩。现在本山玩的是高层次了，玩的是小品、电视剧、电影。但不管玩什么，他保管玩啥像啥。
秋天的山上，到处都是成熟了的野果，有山葡萄、刺梅果、山里红、欧粒什么的，我们走一道吃一道。这个时候穷人的日子最好过，因为能吃的东西很多。
前面说过，本山爱“调理”人，连我也不放过。夏天走山路的时候，我总爱走在前头，本山、本文、桑佐清、董喜昌等跟在后头。一路上我们逮蟋蟀、捉蚂蚱，有说有笑。走山路要特别小心，因为蛇特别多，有黄花松、黑乌、野鸡脖子等好几种。我们从小就和它们打交道，知道什么样的有毒什么样的没毒。但是不管有毒没毒，只要让我们看见就一定把它打死，用棍子挑着玩。现在看来这根本没有必要，很多的时候蛇根本没有妨碍我们什么，倒是我们打搅了它们。有一天放学，本山先溜了出去，我们还和往常一样从山路回家。走着走着，我就觉着脚下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扑通”摔了个大跟头。爬起来一看，是有人用树枝做了个套下在地上。这套子肯定不是套狼或者狐狸的，因为那得用钢套。这套子是专门套人的！谁这么坏？我一抬头，见本山在前面“嗤嗤”地笑，我就全明白了，这小子，又“调理”我。我在后面追，他在前面跑，大家伙就又乐了一场。
本山几乎“调理”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想办法也“调理调理”他。但是“共军”太狡猾，我们刚要采取什么行动就被他发现了，他几乎从不上我们的当。
这些都是沉封多年的往事了。虽然我们现在都已人过中年，但每每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禁不住要笑出声来。天真无邪的青少年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
我们感谢本山。
第一章 学生时代初露才华
1975年的9月，学校成立了文艺队，本山、我、还有赵本文、范光文、吴晓东、朱文祥、詹秀兰、周桂霞、朱凤霞、王世娟等都是主要成员。这是本山和我们正式接受艺术表演的训练和熏陶的开始。
说起本山的艺术天赋，必须得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本山的二叔赵德明，和大宋朝的皇叔八贤王赵德芳只差一个字，便有人戏称他为皇叔，他也自以为得意。赵德明是个盲人，小时
候出天花弄瞎了一双眼。他虽然看不见，但却多才多艺，吹打弹拉样样都会，而且是无师自通。这也许是一种平衡吧，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只有在音乐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排遣一下心中的寂寞。本山小的时候，几乎天天和二叔在一起，叔侄两个很是投缘。没事的时候，本山就听二叔拉二胡、说评书、唱大鼓。都说盲人的记忆好，这话果然不假。一些些经典的曲目像什么《回杯记》、《马前泼水》什么的，几乎可以一字不落地唱下来。要知道，在民间，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靠这种方式传承下来的。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都是以戏曲中的人物作为自己的目标的。
本山天生具有文艺的细胞，在二叔的耳濡目染下，很快就掌握了许多吹拉弹唱的技巧。他也像二叔一样，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到了一块乐土，并且从此乐此不彼，与艺术结下了一生的缘分。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学校的文艺队里自然是挑大梁的人物。而我们这些人，只能干些个跑龙套的角色。当然了，要是没有这些绿叶，光有红花也不行。就像赛跑似的，没有后面的人怎能显出第一的？
其实在文艺队成立之前，本山就已经进行过表演艺术的尝试了。
我们家原本是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其匮乏，到了晚上人们便无事可做。加上电力供应紧张，整个山村是黢黑一片。年轻人觉少，只有在无奈和寂寞中打发漫漫的长夜。我们最常玩的就是“藏猫”，即大伙藏起来，让一个人找。这种游戏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农村可供藏身的地方非常多：柴禾垛、大树上、门洞里，到处都是，找起来很不容易。有一次我在柴禾垛里扒了一个挺深的洞钻了进去，他们看谁也找不着我，就回家不玩了，也没告诉我一声。我在里面呆了老半天，冻得够戗。正当我觉得不对，要出去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还有手电的光亮，我赶忙又藏了起来。来的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来到柴禾垛边，不走了。他们一边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一边发出“呼呼”的喘气声。我在里面连大气也不敢出，生怕让人家发现。半个多小时以后，那两个人才离去。稍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搞破鞋”，法律上叫“通奸”。
第二天，我把几个小伙伴骂了一顿，骂他们太不讲究，偷偷回家也不告诉我，让我遭这份罪，看了一场“现场直播”。
“藏猫”玩腻了，我们便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自从本山住到了我们家，就立刻改变了这种状况。开始的时候，我们俩用盆碗之类的伴奏，边敲边舞，唱一些二人转小调，纯属自娱自乐。我们的表演，很快就吸引了一些人围观，主要是些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看着看着，他们便不知不觉地也加入了进来。一时间，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地乱敲一气，好不热闹。二人转是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艺术形式，它的特点就在于观众有广泛的参与意识，形成演员和观众的互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流传，都是和它所在的地域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二人转正是东北人幽默、憨厚、乐观、豁达性格的真实写照。
后来，本山把他的那把破二胡也拿了来，还弄来了一个破唢呐。村里爱好文艺的人也拿来了笛子，口琴之类的，一个小乐队就宣告诞生了。这回我们的演奏和表演就很正规了，无论是二人转还是样板戏，都有模有样。
我们一折腾就是半宿，难免要影响别人的休息，有人就出来抗议了。结果来提抗议的人被我们的表演吸引住，竟也当起了观众，把提抗议的事给忘了。后来他们发现，这说说唱唱的，对缓解一天的疲劳有很好的效果。长此以往，要是听不着还真的有点闹心了。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在学校的文艺队里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文艺队的另一项业务，就是学演“样板戏”，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样板戏”我们都很熟悉，那年头儿一花独放，除了它也听不到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但是往往越是熟悉的东西就越是出差。演李玉和的演员平时语言不太文明，有个口头语“他妈的”，不管说什么都得带个“他妈的”。平时说话人们听惯了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可是唱戏不行，尤其是唱样板戏。老师再三嘱咐他，不许带“他妈的”，他自己也加万分小心。结果在学校领导审查节目时，他一张口就唱道：“在他妈粥棚，正与磨刀师傅接关系……”没把老师给气死。还有像把“铁梅，开门去”读成“铁门，开梅去”这类的“政治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学校文艺队的成功，还离不开一个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郑奇老师。郑老师是从沈阳下放到莲花的，教我们的语文课。他多才多艺，不但课讲得好、字写得好，而且乐器、编剧样样精通。我们演出的节目，都是由郑老师自编自导。我们演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相声、歌舞、表演唱，还有话剧等等，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后来，我们演出的《打夯歌》（相声）、《四老汉学毛选》、《战斗的山村》等节目，在公社的汇演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郑奇老师。在他的身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