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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原来那家伙是贝坦库尔特，委内瑞拉“民主左派”的领袖。又一个可怜的机会主义者（假设此人是他）！
索托告诉我们说，部长是国民革命运动党激进派的一个领袖，他领导了大规模的土改斗争。部长微微一笑，对自己很是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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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了玻利维亚农业部长一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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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主持，”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说，“滴滴涕革命。”
“该死的，”查科强调地说，“埃内斯托，你现在面对的可是查沃斯，那个砍刀的主人。我可不想成为他的敌人。”
部长挺直身体，回到办公桌后面。“我想，你并不了解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这绝不仅仅是滴滴涕革命。我把我们的一些宣传材料拿给你看看吧。”他伸手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摞字迹模糊的传单。我没有伸手去接。他把那些纸张放在桌子上。费尔南多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无礼举动，他把那些传单拿了过来，顺手翻阅起来。他的手上立即沾满了油墨。
“这些传单可以让你们知道我们在反对些什么。有些事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很难想像得到的。”窗外泻进室内的阳光罩住了部长的脸，它在一点一点地消失。他的耳朵没有了，光线又跳到了他的鼻子上。“印第安民族是斯芬克司，”他说。“它占据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白人和梅斯蒂索人根本无法到达。”他抬头望着天花板，那里的粉饰快要剥落了。他的声音听上去好像他已经陷入了催眠状态。“我们不了解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不了解它的思维方式。我们称印第安人为群众，但我们却对他们个人的心中所想、他们的集体活动一无所知。”
我的脑海里闪现出残缺的句子。一个灵魂。一个象征。我把只言片语排列成行。你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深入到他们沉睡的灵魂之中。我说，“我想吐。”
有人在身后踢了我一脚，就踢在膝盖后面的地方。我伸出手去寻找支撑，但还是趴在了查沃斯的桌子上。
查沃斯瞥了一眼我的手，好像它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你很年轻，”他说，“这个世界可不像你现在想像得那么容易弄明白。它并不总是对我们的理想做出回应。印第安人生活着，行动着，生产着，但他们却不想被别人了解。他们不想与外界沟通。他们离群索居，他们默默无闻，他们不可更改。他们居住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这个民族是个谜。”
查沃斯必须听见这个真理。“你侮辱他们，”我轻声说。我的胸口一起一伏。
“埃内斯托，请闭嘴，”查科小声地说。“我可不想死。”
“我想我们应该走了，”索托说。他的话语透着一种悲切、虚假的诚挚。
“我们的目的，格瓦拉先生，不是侮辱任何人。”查沃斯的嘴巴很大，是普通人脸面的一半。他的眼睛像机器零件一样闪闪发光。“你不可能只靠个人的意志在眨眼的工夫内克服几个世纪的压迫。依我看，你是过于相信个人愿望的力量，相信你自己的意志。印第安人不明白肥皂和水是什么。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向他们无知带来的结果发起进攻。这样，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消灭跳蚤。我们别无选择。”
“我想我真的要吐了。”
“他妈的，”查科对费尔南多说，“该死的。他要等到我们全都被干掉才能闭嘴吗？”他又开始哭了。“我父亲是个药剂师，我母亲觉着我长得很丑，你们也都认为我很丑。”
“没人这样想，”费尔南多说道。他用手搂着查科的肩膀，他的声音也有些哽咽。“我们只是觉着你长得有一点滑稽。”
查沃斯，这个卑鄙的猪，他想摧毁所有的印第安村寨。他导演了这场土改的闹剧，给农民发放了这些废纸，他们到死的那一天也得不到土地。他使得那些印第安人目光呆滞。“你把农民视为腐烂的肉，你这样做，那样做，无论做什么，你的目的就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你不了解我，是吗？你没有远见，你不要脸。”我伸出双手，我想抓住他那发光的脑袋。他朝门外退去，朝走廊退去。我要把他拽回来，拽进房内。我还有话说。他必须听一听实事！我的手指在他的脸颊上乱抓一气，他给了我一个耳光，他是用手掌打的我。此刻，整个房间在我眼里都变成了重影。必须克服愤怒。不，决不。我要把他的头从他的脖颈上拧下来！不，不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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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了玻利维亚农业部长一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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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在他的肩膀上，无法行动。我们俩一起倒在地上。我压在他的身上，我的脸和他的脸挨得很近，我大口喘着气。我的朋友们努力把我们俩拉开。然而，查沃斯想教训我一顿。他紧紧搂抱着我的背，使劲儿地挤压我的胸口。我吐了，吐了他一脸，绿色的胆汁、滴滴涕、粘液，还有昨天晚上狼吞虎咽吃进去的一些玉米。
费尔南多一只手从我身后绕过，架着我的手臂，搀扶着我走下办公大楼的阶梯。当我们到达广场时，他松开手，我跌倒了，像一个麻包，滚落在石头地面上。印第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可能快要死了，但这个突发事件并没有让他们感觉兴奋。
查科用脚碰了我一下，“你以为你能够把所有的坏东西吐出来。”
“或许吧，”索托说，“医生，你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费尔南多啐了一口。但他还是赶回我们的住地去取针筒。“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查科赞同地说。“你需要别人把你当作一个神秘的残废人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而你却不断地陷入恍惚。接着，你侮辱了那些可能会杀死我们的人，你必须被抬到其他的地方。你不仅仅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你是个危险的人。”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已经无话可说了。我已经没有说话的气息了。我已经说完了所有关于玻利维亚革命的话题。
然而，我们四个人又和好了，决定一起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喜欢当一个性格有趣的人，这会带给我一个富足的命运，一个完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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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之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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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下文中的叙述人“我”是切·格瓦拉的战友、保镖兼管家。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游击行动失败后，他是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我”的叙述并非出自亲眼所见，而是他的写作，当然这写作也许基于很多现实的材料，比如格瓦拉被捕后的日记，其他战友的日记。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这整个东西，它是一本小说的一部分。地点是玻利维亚，时间是1967年，时格瓦拉39岁。
据说，切和维利沿着冲沟的一侧向上爬，他们手里举着一把干枯的树枝，挡在面前，以此作为掩护，真让人可怜。切左腿负了伤，只好用手臂紧紧搂着维利的肩膀。维利一只手握着半自动步枪的枪筒，另一只手抓着小树的枝丫，他们两个人就这样一起向上爬。据说，切的喘息声非常大，沟顶上的敌人知道有人上来了。那种声音像老的火车头，他们知道这是切。
“投降吧！”敌人喊叫着。“要不就杀了你！”那些家伙的笑声听上去有些轻松，因为此时，对他们而言，整件事情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没有任何危险的游戏。
巨型的石块和泥土构成了沟壑两侧的坡面。切昂起头，冲着头顶上方不明身份的士兵们高喊，“我是切·格瓦拉。”
普拉多上尉在两个小兵的陪同下，沿着沟壁向下移动，石子和泥块劈劈啪啪地朝下滚落。那两个士兵手握步枪，枪口对着维利和切。普拉多命令手下用皮带把俘虏的手脚紧紧地捆绑起来。
普拉多心想，眼前的这个人有点像切·格瓦拉。但是，这个人脸颊凹陷，面容憔悴，嘴巴部分突出，看上去和狼犬倒有些许相像。
“你这么瘦啊！”上尉说，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关心。
他在格瓦拉身边蹲下，他努力使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同时，他抓住切的手，把细细的皮带朝他手腕处推了推。普拉多在切的手背上吐了口唾沫，然后又把切的手在地上擦了擦，这样，他可以把这只手和他钱包里的照片加以比较。在粗大的血管中间，一道长长的伤疤从手腕一直延伸到第三根手指的根部。这是某个年轻人脚上的橄榄球鞋鞋钉留下的印记，它标志着切和他人之间的距离，标志着这种距离导致的疯狂举动。
普拉多先是轻轻地拍了一下切的手，然后及其不情愿地将其松开。
切把自己当成了病人，允许普拉多仔细审视着自己的手。“我想找一个医生为我的战友治疗一下手臂上的伤，”切说。维利的右肩膀被子弹擦伤了。“我右腿上还有子弹。”
“我手下的伤，”上尉的话语过分的准确，“比你们俩的都严重。”尽管这样说，他还是招手找人来把切的腿绑好，以免流血过多。他可不想失去这个战利品。
士兵们把维利和切一前一后拉上去，把它们丢在帕乔和埃尔奇诺的尸体旁。一个小兵走到切的面前，那时他还没有从地上爬起来。那个家伙低头对着他大叫，“该死的，去你妈的，你该去死，真该一枪打死你。”说着，他抬起腿，穿着长筒马靴的脚踩在切的胸脯上。
从沟壑的北面传来零星的枪声。
条文图案的毯子包裹着政府军士兵和游击队员的尸体，搭在骡子的背上。切和维利脚上的绳索已经解开，这样，他们可以尽自己的能力行走。切拖着自己受伤的右腿，身体靠在身边的一个士兵身上，维利在后面扶着他。
就这样，牲口驮着死尸，政府军官兵押着俘虏沿着那条满是灰色石子的羊肠小路返回拉伊格拉。路边的田野呈坡状，片片树林点缀其中，一直延伸到太阳落山的山脊。
切（据说）指着一个负伤的士兵说，“如果你们不给他用止压带，他就会死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