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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击队员的想法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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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作者：迈克尔·伍德（MichaelWood）埃克塞特大学（TheUniversityOfExeter）英语教授，''AmericaInTheMovies''和''Stendhal''的作者
出处：《纽约时报书评》1983年11月27日
除非有请愿书可签或者正为从政而奔波，美国作家们从来都远离政治。在最近几年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了：他们忙于照管个人花园里发生的离婚、孤独症和心理崩溃，无暇他顾。但是也有些例外，杰伊·坎特极其丰富而有力量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坎特将1960年代的政治和那些好战分子头脑里的想法转化成了一部探索奥秘的虚构小说。它的主题是切·格瓦拉，不是作为英雄，奇人或者魔鬼，而是一个历史的谜团：他的一生，只要还存在于历史中，就将一直不停地向革命者们，以及任何相信“要让世界变得可以接受必须有深刻变革”的任何人提出质疑。
使用暴力或者不使用暴力，怎样做，这些变革才有可能？难道压迫不是让压迫本身变得日益复杂世故？难道革命不是在迅速地复制旧王国，制造出它们自己的镜像版本？格瓦拉呼唤“两个，三个，更多个越南”，好像只有他的敌人们听到了他那套豪言壮语中多米诺骨牌正在倒下。我们总是被告诉要将拉丁美洲看作是一大捆的新越南，以至忽略了还有如墨西哥、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格瓦拉和我们的国务院，无意间通力合作推广了一个伟大的神话。可以这么推断出：格瓦拉死于他对那个叫玻利维亚的国度之独特性的无知无视。可以推断格瓦拉或许死于他对那个叫玻利维亚的国度之独特性的无知无视。
切·格瓦拉是一个阿根廷人，一个医生，终生受困于哮喘，一个拥有与身体不谐和的勇气，对自己和他人都严厉的男人。在坎特的小说中，一个战友说，他有“无穷的正直……在这种正直面前，我们所有人都可能被冻结”。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遇到了卡斯特罗，随后他将自己训练成一个游击队员，在1956年随卡斯特罗的小队伍挺进了古巴。两年后，在马埃斯特腊山区（theSierraMaestra），格瓦拉显示出了惊人的军事天才，接着，卡斯特罗的军队占领了哈瓦那，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倒台。
1965年，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之间的关系出现一场著名的冷却，然后格瓦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再次出现，是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他领导着一支游击队，袭击着军队的前哨，希图唤醒人民，又报希望于美国的干涉。因为美国的干涉将极其更大更普遍的抵抗，就好像越南。1967年，他被玻利维亚军队俘获，然后处死。他是苦痛的发言人，坎特小说的叙述人说：“跳出来看，切事实上只有一个观点，虽然它有无穷的变换形式，那就是：他的痛苦，痛苦本身，我们的欲求。”
《切·格瓦拉之死》提出了这个历史谜团但并没有给出解释。最后，我们知道，这是一本存疑之书。面对格瓦拉激烈的一生，面对他身后这个几乎没有改变的狂暴的世界，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屈服着绝望；自得自满；还是藏身于犬儒主义之中？坎特先生总结说，“你的嘲讽腐蚀的只是你，不是历史。让他的生命来审问你的。”
坎特先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熟读了庞大的格瓦拉文献库：日记、信件、回忆录、闲话碎语、传记还有史学家互相矛盾的陈述。他也熟识了格瓦拉的拉丁美洲，那里的山、城市街道、沉默的印第安人、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以及重大改革如何失败。他把这些熟读后的时空感受汇聚起来，并使得人们在阅读时很容易忘记这小说是一个北美人写的。阿根廷，1928年：孩子格瓦拉聆听他父母的交谈。这是一对搞政治的、喜爱争论的夫妻，在书中他们总会在不经意间浮现。他们每夜在餐桌上讨论世界问题，而他们不安静的孩子则绕着撒满报纸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在躺在粉刷过的石质地板上谈下，瞌睡着，聆听着。坎特先生创造出大量的细节，而广为人知的故事和大胆改写的事实交织在一起。比如这个：年幼的欧内斯特（Ernesto，格瓦拉的名字）吞下粉笔饮下墨水，以此向同学们证明这些物质并没有毒。再有：在小说中，格瓦拉的父亲，和格瓦拉一样是个医生，而他的亲生父亲，则先是个茶叶种植者、然后是建筑工人、政府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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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击队员的想法与著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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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格瓦拉只是一个革命旅游者。玻利维亚和秘鲁，1953年：格瓦拉，一个自任的甘地追随者，向他的朋友们宣讲非暴力，这些人有的怀疑，有的坚信，另一些则认定了其他方向。他和在拉巴斯的农业部长吵架。这位部长坚持印第安人在进入他的办公室前必须被喷洒敌敌畏，因为他们有虱子。他在玻利维亚感到失望，就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穿越安第斯山脉到了秘鲁。一年后他到了危地马拉，这里另一个革命即将开场。古巴，1956年：格瓦拉——已经服膺于革命暴力论——在一场糟糕的进攻中受伤，他背诵着波德莱尔和济慈的诗歌，撤退到了马埃斯特腊山区。玻利维亚，1967年：格瓦拉努力将他的游击队组织在一起、和一个农民市长争论。这个市长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承诺的“幽灵”类似于真实的安第斯山精灵，它是同一类魔法的产物。这类魔法讲授的是：没有什么会真的改变，任何东西都将返回。这种历史观对革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它比本地的官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更难应付。
《切·格瓦拉之死》融合了事实和想象。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确实是切最喜爱的诗人，但是他真的如同坎特先生说的，从尼赫鲁那里得到对济慈诗歌的欣赏品味吗？显然，坎特先生无意校对历史，而是试图进入历史深处。历史上的格瓦拉的确在那些时间在那些地方碰到坎特先生陈述的一些人物，另一些则是坎特的创造。他创造的还有小说中的对话，即将其中出现真实人物，它们只是可能被说出来的话。我们手持的这书不是一本伪造的格瓦拉传记，而是两种以虚构解释其生命之努力的结果。那就是：去想象；全面地去看——在表面显示出来的之外，去发现被隐藏的被暗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家的想象其实是一种理解方式。
第一种解释的努力主要是小说中格瓦拉自己的，在他自己看来，他就是在现在和过去等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那个人。那是1965年，在反对卡斯特罗接受苏联援助的一个演讲后，格瓦拉被孤立在派恩岛。陪伴着他是瓦尔特·图略（WalterTulio），作为格瓦拉的同志、保镖和管家。瓦尔特曾经是个文盲，如今则是个精于撰写古巴革命的老手。格瓦拉已经向卡斯特罗请求通过他在玻利维亚发动一场游击运动的计划，在他等待卡的时间里，他撰写了一部很长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表面上看是一种自我批评的练习，共产主义者说的“这是我应负的责任”，但读起来更像是一副作为年轻男人的革命者肖像。在回忆录中，格瓦拉总不免滑入虚构自己的轨道中。比如说，他虚造了一个快乐的童年，通过遗忘自己有四个兄弟姐妹，彷佛他是唯一的孩子。在他的叙述中，他的父亲死于一场手术，而事实上（真实世界中，以及坎特陈述的“真实世界”中）他活了下来。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分就由这部回忆录、切在写作它时的想法以及他和瓦尔特之间的对话组成。这两个男人互相挑衅又互相安慰，他们的真诚友谊和怨恨以及怀疑交错在一起。瓦尔特责备切删除他兄弟姐妹以及伪造父亲死因的做法。“也许瓦尔特是对的，”切想，“我走得太远了。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写下去，我有了一种清晰的直觉：好像我已经获得了爱或者成功的策略。我能如何证明它的正确？……他的死恰好在那里，在故事的下一页。”瓦尔特责备地惊叫道：“切！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就是那样的。你的写作要求他和他的世界安置于此处。”那么，那个活着的父亲的要求呢？这个被重新排列了的世界呢？
解释的第二个努力，也就是书的第二部分，属于瓦尔特。在这时他已经成为格瓦拉记忆的容器，对于自己的这个角色，他半是喜欢半是憎恨。在玻利维亚，他一直和格瓦拉在一起，他是五个幸存者中的一个。现在是1968年的五月，许多事情将开始然后结束。瓦尔特的叙述基于他自己在玻利维亚期间的日记，格瓦拉的日记（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还有队伍中其他人的日记。为了驯服这些不稳定的、难处理的材料，瓦尔特不断在叙述中加入注解，还有偶尔的、试图表示幽默的夸张姿态，好比是慕间的停歇，或者滑稽戏。瓦尔特写道：“今天，想起他的生命，我感到无法忍受。今天我感到，他的生命中没有一分一秒的欢愉在……他不听音乐。我也不认为切曾经看到过一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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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击队员的想法与著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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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瓦尔特也几乎不能忍受想起格瓦拉的死，他的死变成一部永远不会结束的电影中反复回放的场面。“不，我写多少次结局也不要紧；它还没完。”如果这部电影有名字，它当然是“切·格瓦拉之死”。是瓦尔特计算出来他们何以在玻利维亚失败的那道他所谓的“忧伤数学题”。格瓦拉的游击队已经给了玻利维亚军队以重创，已经动摇了政府，已经召来了美国。一切如他们所愿。但是在八个月的努力下，他们没有招募到一个本地人加入。人民没和他们在一起。瓦尔特叙述的格瓦拉是一个神授的、狂怒的领袖，一个独行侠革命者，历史抛弃了他，然后施以他一个令人同情又引人发笑的角色。
小说两部分都写得流畅而有智慧，但并没有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