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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她预备女儿出嫁时再传给女儿的。丈夫软讨不行，便拿出修理学手段，以为千言万语不如一顿皮鞭，真是他妈的也。
这并不是说太太神圣不可侵犯，必要时揍她一顿，似乎也情有可原，（有些头脑不清的太太，包括柏杨夫人在内，仗着丈夫天生善良，不敢揍她，竟气焰嚣张，真能气死人。）但一个人如果以打老婆为荣，或打上了瘾，一言不合，就开锣上场，那种人准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说文化不多，灵性不多，恐怕连驴性都不多乎也。三国时蜀汉帝国有一位狗娘养的刘琰先生，其妻胡女士，美貌佳人，有一次进宫朝拜太后，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这一个多月当然不是滋味，尤其是一想起来皇帝刘禅先生有点不老实，糟啦糟啦，绿帽子压死人啦，就问他太太跟刘禅先生睡过觉没有，太太说没有，没有也不行，乃叫卫士用鞋底猛打她的粉脸，打得她花容如猪，打过不算，还驱逐出境。呜呼，这个故事的结尾非常理想，经人告发之后，刘禅先生一听，这还了得，鞋非用刑之器，脸非受刑之地，简直岂有此理，乃把刘琰先生绳捆索绑到马场町，砍掉他的尊头，用以作为打老婆的纪念。这故事太太小姐听啦，一定笑得口都合不住。刘琰先生虽然位居高官，不过多识几个字，多结一点机缘，其在本质上，固跟前面那个鱼贩是一路货。盖即令是太太混蛋，离婚可也；一定非打一顿不过瘾，自己动手打一顿可也，而令外人用鞋底打自己妻子的脸，实在是王八蛋带冒烟。本来打太太有啥滔天大罪乎，因他想得出打脸奇法，才落得斩首奇遇，可以说妙哉妙哉。如果现在法律上有一条，规定一个人一生中打太太不得超过三次，超过三次者处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打太太不得超过其屁股，更不得超过三老拳，当太太的有惊无险，自然心旷神怡，对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也。
《女人，危险的投资》第三部分困惑不解
中国过去之怕老婆，大多数都是假怕老婆，柏杨先生常怀疑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里少点什么，于此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空隙，古圣先贤以及有权有钱的朋友，他们都是教人“敬”，而西洋基督教文化，则是教人“爱”。中国文化建筑在“敬”上，而西洋文化建筑在“爱”上。基督教《新约圣经》，全部道理，一个字可以包括，那就是“爱”，上帝和他的独生子耶稣先生所作所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全部《圣经》的精华，该节曰：“上帝爱世人，甚至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教教堂门口如果写标语的话，千篇一律都是写的这个金句，读者先生走路经过时，一看便知。上帝爱世人是第一因，因为上帝爱世人，所以世人也爱上帝，也爱君王、爱父母、爱兄弟、爱朋友、爱丈夫、爱妻子，（这和中国圣人曾参先生以及他所总代表的观念，大不相同。）不但爱自己爱的人，还要爱自己恨的人。保罗先生曾在《哥林多前书》强调，无论说啥干啥，如果没有爱，跟鸣的锣、响的钹一般，都不是灵性的。咦，即令怕老婆，如果没有爱，也和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也不是灵性的也。
中国文化似乎都是拼命掇弄人起敬起畏，圣人书上，连篇累牍的不是发扬人的爱心，而是像酱缸一样，把灵性酱住——最大的工具是“礼教”。忽然间，柏杨先生想起一件事，姑且作为一例：对日抗战之前，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年代之前，那时乡下还流行“点主”的古风，点主者，老爹或老娘死掉，牌位上写下死者的姓名和官衔，该文的第一个字是一个“主”字，可是怪哉怪哉，“主”字不写成“主”字，却写成“王”字，然后花钱送礼，“雇”一位（通俗的说，当然是“请”一位）当地有财有势的土豪劣绅者流，道貌岸然，前去点主，用红笔（或朱砂笔）在“王”字上点上一点，使之成为“主”字。
为啥要把“王”字用红笔点上一点，使之成为“主”字乎？圣崽们当然有其道理，我们没工夫研究，但有一点却是值得一提的，像“点主”这么简单的玩艺，不要说大官大商啦，仅只小康之家，就得动员十人八人，搞上三四个小时。被红包“雇”来点主的那家伙叫“点主官”，死了爹娘的儿子叫“孝子”。你看他们热闹吧，司仪在一旁恭立，光喊“跪”“叩首”“起”，“跪”“再叩首”“起”，都能把嗓子喊哑，而当孝子的更是可怜，披麻带孝，一身超级重装备，被人拉着，一会跪下，一会磕头，一会起立，一会上香，东转西转，也不知道干的是啥，几个小时之后，在台上站的那个点主的家伙威风凛凛的手拿红包，下台而去，典礼才算结束。呜呼，死了爹娘，不让他去痛哭（事前严格交代，不准哭），反而使他大走台步，演一出戏，以便来宾们如孔丘先生者流在旁边看来，来一个“吊者大悦”。我想“吊者大悦”这句被万人赞扬的话实在可怕，吊者到死者家里，看见家徒四壁，停尸在床，孤儿寡妇扑到尸体上哭声震天，不但没有垂泪，反而大悦起来，还有一丝一毫人性乎？圣崽们红着脸解释曰：“吊者大悦不是悦家属的苦难，而是悦他们治丧合礼。”即令治丧合礼，点主点得鬼哭神号，心情应该更加沉痛才对，也不能大悦。但他硬是大悦啦，恭维点说，是“敬”礼超过“爱”人。老实点说，是狼心狗肺也。
《红楼梦》贾宝玉先生和贾政先生间的父子关系，读者先生不妨再看一遍，便可发现中国以“敬”为主的文化，把灵性酱成什么样子。贾宝玉先生结交戏子，调戏父婢，又把她逼死，老头知道之后，着实揍了他一顿。无论如何，孩子该打时是应该打一顿以警戒之的，可是贾母一听说儿子打孙子，像被蝎子螫了屁股一样，披头散发，跑到书房，贾政先生一瞧老娘气成那个样子，急忙跪下，老太太不问孙子做了啥事，也不问应该责打不应该责打，而只一味大哭大闹，一迭连声叫佣人打轿子回南京，把贾政先生急得除了磕头如捣蒜外，别无他法。呜呼，父子，至亲也，母子，更是至亲，但他们却被酱得成了一面倒，儿子见了父亲，像小民见了三作牌；而父亲见了儿子，也像圣人见了少正卯。贾宝玉先生有一天向林黛玉小姐发誓曰：“说实在的，我心里除了太太（娘）老爷（爹），第三个就是你啦。”柏杨先生颇疑心他说这话时是不是完全凭天地良心，贾宝玉先生和贾政先生在血统上是父子，在经济上是老头养娃儿，可是在感情上却稀薄得很，说贾宝玉先生怕他父亲，敬他父亲，还沾点边；说他爱他父亲，恐怕连边也不沾。敬也好，爱也好，都是一种感情，而感情是要培养出来的，即令父子母子天性，也需要培养。盖天性不过使其容易培养，不是说天性便可以不培养。没有培养的感情，比肥皂泡还要脆弱，宫廷中常发生儿子杀老爹（像杨广先生杀他爹杨坚先生），老爹杀儿子（像石虎先生杀他的儿子石宣先生），无他，他们身上不过套着父子的空壳，感情上固没有爱也。我有一位朋友，他父亲是一个一意孤行型的暴君，经常打他和他的母亲，有一次叫他们母子二人跪在大门口，整整跪了四个小时，观众如堵，有人看不过去，不免上前说两句劝解的话，那人讲一句，他父亲就用门闩打他母亲一下，以致没人敢再开口。后来该父亲恶贯满盈，死在田里。他们家颇有几文，自然大大出丧，柏杨先生往吊，该朋友在灵堂答拜之余，拉我去他房间里喝他祖传的女儿红，兴高采烈，笑声连天，我曰：“老伯刚亡，你这么搞法，不大适宜。”他曰：“不瞒吾兄，讲起来他是我父亲，我不得不在外表上做作做作，实际上我高兴得要命。”我回到家里，把朋友的话告诉塾师，塾师大怒曰：“畜生，畜生。”我愣了半天，不知道他骂老子是畜生乎，抑骂儿子是畜生乎？悲夫，中国的古圣先贤，似乎从来不知道培养爱，要说他们不知道爱，似乎也不见得，但他们不知道平等的爱，不知道两个独立人格的爱，却是真的。圣崽们的爱仿佛全是三作牌对小民的爱，似乎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女人，危险的投资》第四部分灵性被酱住
父子间的灵性被酱成那种样子，真是中国人的悲剧。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事实上天下大多数坏蛋都是身为父母的人也。父对子的绝对权威，和人格上的不平等，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父子间还是如此，夫妻间更不用说啦，古圣先贤很少强调夫妻要相爱，总是强调夫妻要相敬，而以相敬为最值得赞扬和最值得羡慕的德行。历史书上最称道的，西汉有一位丞相朱博先生，他便很少见他太太的面，他在外头真的像书上说的研究学问？或是去找漂亮的小姐鬼混？恐怕谁也不敢肯定。三国时有一位顾悌先生，跟朱博先生有同样的毛病，也从不会晤太太，有一天他卧病在床，太太听说，前来看望，你猜他干啥，他竟急忙爬起来穿衣戴帽。这种非人性的行为，真是龟儿子兼狗娘养，一个人如果爱他的妻子，他能如此的八格野鹿乎？
最大的一个八格野鹿，我们可以推荐晋王朝的元勋何曾先生，何曾先生不但是国家的高级官员，古谓之开国大臣，今谓之开国元勋，而且以善吃闻名于世，每顿饭要吃掉一万钱——当时的一万钱，可买黄金十两，还嚷嚷没啥可吃的，简直连筷子都无法下。这种腐化透顶的人，对太太却颇为礼义之邦。书上曰：何先生每年顶多和他的太太见三次面，见面时不要说没有拥抱接吻的镜头，连谈两句家常话的镜头都没有，两人均披挂整齐，何先生朝衣朝靴，何太太则凤冠霞帔，他敬她一杯酒，她也敬他一杯酒，应酬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