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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也不想吹毛求疵。放眼远眺余氏散文是个华丽的大草坪，但走近一看却藏着一堆堆的碎石子，心里实在不舒服。余秋雨两本文集才不过40多万字，差错倒有120多个，其差错率竟达到了万分之二以上。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类出版物中，即便不算破天荒，也是极为罕见的。 一本没人敢要的书
书写出来了，金先生也傻了眼，这本属于正常学术讨论的书居然没人敢要。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做过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退休后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的金先生，可以说与上海出版界的渊源颇深，竟在上海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肯出这本书。原因不外乎余秋雨是名人，而且是上海出去的文化名人，上海不少出版社都靠着余秋雨吃饭，谁肯把自己吃饭的家什砸了？一耽搁，又是3个月。无奈之下，在上海生活了六十多年，无限热爱自己家乡的金先生，开始把眼光投向外地。
山西出版人拍板出书
上海没人敢要的书稿，在山西却受到了重视。山西书海出版社在得知有这么一本书后，立即与金先生联系，索要了一部分书稿。书海出版社总编辑在看过这部分书稿后当即拍板，并立刻将选题上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半个月后选题就批下来了，只要求“不涉及人身攻击”。2003年春节刚过，这部书稿便正式开始运作。因为涉及名人，出版社与作者都十分认真和投入，如果不是非典，这本书早在半个月前就能出版。
嗜书如命
大概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像金先生那样嗜书如命的。读大学以前，他在一所小学工作，没有多少钱，就用两种办法获得需要的书籍，一是抄书，仅《尚书》，金先生就抄了三种版本；二是淘旧书，每逢周日，金先生经常带着作为午饭的大饼油条，早早地来到上海福州路旧书店门前等开门，一直到日落西山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文革”中，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于是金先生就在干校里抄书，花了3个月抄完了16万字的《左传》。
70年代进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后，金先生有了条件，几乎读遍了秦、汉以前的古籍。有好事者为他借的书做了一番统计，9年中共借阅了2000多册书。金先生说，这是我一生读书最多的时候，我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大量的知识，也奠定了今后治学的根底。
“文革”后，百废待兴，刚刚“上马”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手中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的两部学术书稿《诗经韵读》和《楚辞韵读》，但一时找不到人审读。上海古籍社的老社长李俊民先生说：“让小金去审吧！”金先生拿到这两部书稿，经过三个多月的认真查核，纠正了不少抄写笔误，提出了近百处修正的建议，还提供了详尽的资料依据。王力先生基本上都加以采纳，并6次来信表示感谢。书如期出版了，金先生与王力教授从此成了忘年交。 20000册藏书赢得“上海十大藏书家”美誉。
1996年，上海首次举办十大藏书家评选活动，时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年届花甲的金先生以20000多册藏书，博得了“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的美誉。20000多册藏书，要是换成古代的线装本，又何止汗牛充栋。
如今，经济并不很宽裕的金先生每月平均买书300多元，当然常常有例外，如上个月他又忍不住买了1500元的两套大型古籍索引工具书。家里的藏书猛增，现在已达25000余册。金先生自豪地说：“中国古代比较重要的典籍我基本上都有了，有些还不止一个版本。”
这就不难理解，为了工作之需，金先生常常不惜工本购买有关的参考书。譬如审读一本名为《玉》的精美画册，因为有几处不甚了了，金先生竟买下了定价1700元的《中国文物鉴赏大辞典》，而他所得到的审读费不过200元。这当然是因为金先生治学严谨，也与他酷爱图书有关。 三读余氏散文
以前因为有些书找不到，无法证实余氏散文中的一些似是而非之处。近来，金先生开始第三次阅读余氏散文，又找出了十余个错误，续写成了三篇文章，准备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修订时补上。金文明先生再次对余氏散文进行严密的考辨，仅仅为了给余秋雨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忠告，给一代文化名家上一堂十分必要的课，同时也给百万余秋雨散文的读者，做出有益的提示。
6月10日，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已装订成册后，印刷厂有位年轻工人先睹为快，发现书中第198页上有一处差错，马上告诉责任编辑，并电告在上海的金先生。那处差错是将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的作者“倪匡”错成了“任匡”，“卫斯理”也错成了“卫理斯”。由于各地催着要书，本版已无法改正，连印勘误表也来不及。金先生听了心情非常沉重，他说：“我过去从来不看当代科幻小说，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这是我知识上的一个盲点。但我应该请教一下身边年轻的编辑，他们肯定知道。这是我的粗疏。”
金先生特通过本报，敬告全体读者，并向倪匡先生深表歉意。书海出版社领导也表示将在再版时予以改正。 关于书名的由来 金文明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本书的取名，其实并无深意。原想就用现在的副题“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但朋友们说：这句话太直了，没有一点文采和诗味，还是从古人现成的诗词中借用一句来作正题，只要带有“秋雨”二字就行。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感到不太好找。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石破天惊，原是形容箜篌的声音激越高亢，气冲霄汉，把天都给震破了，震得它涕泗横流，就像下了场秋雨一样……
余先生读了我这本小书，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不得而知，也许他仍然一如既往，不予理会，那么就算我不自量力地“逗”了一下“秋雨”吧。逗，不言而喻，含有“外加”之意，或者借用余先生的说法：“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霜冷长河·文化敏感带》，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不过这种强加，并非无理取闹，而是余先生的散文大量出错在先，已经对广大读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对他的差错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和辩驳。这在学术的讨论和研究中，完全是应当允许的正常现象。于是我决定给本书取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 百万读者成了余氏散文的“受害者”
据不完全统计，《文化苦旅》的累计印数高达874000册，《山居笔记》为481600册。加上盗版的，大约有一百多万的读者读过余氏散文。这两本文集成了一些人学习的经典和写作的样板。因为热爱，他们在如饥似渴地吮吸玉液琼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这些错误的文史知识当作补药吞食进去，平白无故地就成了错误知识的受害者。 （2003年6月22日———28日《上海新书报》）
2003年第25期《新民周刊》（6月23日发行）发表记者、作家胡展奋对我的专访报道《“逗咬”余秋雨———“拷掠者”金文明访谈》。本文长达五千余字，叙事翔实，词锋锐利，文采斐然，刊行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据学术界的朋友猜测，两天以后见报的余秋雨那篇《被“咬”者的回答》，可能就是由此文引发的。现将胡展奋的《“逗咬”余秋雨》和同期发表的《金文明其人》以及唐羽采写的《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一并转录如下： “逗咬”余秋雨
———”拷掠者”金文明访谈胡展奋
虫臂鼠肝万千劫，文坛讼案几时休。
文坛焦点人物余秋雨最近又被人狠狠“关照”了一下———继余杰、孙光萱、古远清、周泽雄、王友琴等相继向余秋雨“发难”后，新近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又以“硬伤一百三十余处”为虎贲，挥师直抵秋雨书城。
且看其搦战牌是如何对余秋雨挂出的：（在余秋雨的著作中）唐代的吕洞宾，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暗蓄着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回响着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 ，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 常……骂余秋雨，真的“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吗？余秋雨的作品也果真是“错误百出”吗？批评者自身的论据能站得住脚跟吗？况且，金文明又是何许人也？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日前采访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金文明。
生平最恶是拒谏
听说金文明先生是沪上十大藏书家之一，及至登堂入室，果见书城四拥，塞牖充栋，据说都为文史类，总计二万五千余册。金文明先生现年68岁，说起话来，中气很足。
记者对金文明说，平心而论，中国的文史典籍，秦汉以来浩如烟海，其伪讹衍脱、附会误读之处更是恒河沙数，传抄、坊刻或仅凭记忆的援引、误改，鲁鱼亥豕，在所难免，所谓才子信笔，注者穷首，注释校勘有时比创作还艰难乃是文史界常事，如王维的《相思》，原文是：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一般人不读《王右丞集》，都根据选本错“秋”为“春”，把季节弄错可不是儿戏，春天哪有红豆呢，可是不也一错到今吗？再比如一部《尚书》，忽然是“今文”，忽然是“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