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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了一声，岂不在篡改历史吗？
（5）余秋雨说马寅初“漠视纷争”，有如变戏法似的把一个演说家变成了哑巴。1928年时，马寅初已出版了四本演讲集。后来反蒋，受到暗杀的威胁，他写下遗嘱，继续狮吼，因此坐牢，软禁近五年，依然故我。马寅初《新人口论》横遭批判后，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坚持“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的观点，因此拒绝了周恩来在内的关心与劝说，两次以同样的文字发表声明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11、316页）。这难道是“漠视纷争”吗？无论作出怎样的解释，以马寅初的性格和经历来支撑所谓漠视纷争的“大宁静”，都是对马寅初毫无了解，捕风捉影，缘木求鱼，以致贻笑大方的证明。这五个问题抓得非常准确，批评也有理有据，将余秋雨精心编造的“现代神话”作了彻底的否定，使他无法反驳和诡辩。如果张扬开去，肯定会大出洋相，损害到他作为一个“著名学者”的声誉。于是他急忙给邵纯先生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邵纯先生：您好！感谢您的来信。您在上海见到的我的“台湾演讲录”是一个伪本，我从未在大陆出过这本书。在台湾一些地方演讲时，有一些人记录，可能是我随口讲述有误，也可能记录有误，造成不少问题，好在尚未出书，待我以后亲自整理这些讲稿正式出书时，一定按您的意见改。再次谢谢您！ 余秋雨1999，6，27
这封信看起来语意谦恭，没有对演讲内容的错误作丝毫的辩解，但却把问题推到所谓的“伪本”身上，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引起了邵纯先生的不满。2003年7月，已经退休回沪的邵先生，看了《新民晚报》上余秋雨对我的攻陷和我的回应文章，也通过《咬文嚼字》编辑部同我取得了联系。他在给我的来函中，附上了当年余秋雨的回信，并谈了自己的感受：
余秋雨的信写得很有意思。1，用“伪本”推卸了内容多处错误的责任；2，所谓口误，怎么会误了一大串？3，所谓记录有误，是叫他人代为受过，太不道德了。但是，人家既然回了信，我也就到此结束，不再较真。去年（2002年）3月，我由乌鲁木齐到上海定居，偶然又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台湾演讲录》，署名余秋雨，原有的错误一字未动。我因此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于是上网查阅，发现余秋雨有一大段自白，大意是：我在台湾，听众追着我讲演，只好临时想些内容，结果逼出了一本《台湾演讲录》云云。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承认《台湾演讲录》，出了错就说那是“伪本”。真是左右逢源。然而这位散文大家的品格，也恰恰从这件小事上露了馅。从此，我不再喜欢看他的书。我品味着邵先生略带愤懑的话语，又把余秋雨当年给他的信仔仔细细地揣摩了一遍，忽然似有所悟，便立即从书架上找出台湾尔雅出版社印行的《余秋雨 台湾演讲》，前前后后地翻检起来。大约忙碌了半个多小时，终于从余秋雨的《自序》和隐地先生的“后记”（《关于〈余秋雨 台湾演讲〉》）中找到了以下这些介绍：余秋雨《自序》：
直到编完这本书，我还是觉得，演讲是人世间的一件怪事……本书是我于1996年冬到1997年春在台湾各城市多次演讲的记录稿选集，顺便把1992年初次来台湾时的三篇讲稿也附在后面……
《自序》最后所署时间、地点为“1997年秋，上海———安徽寓所”。隐地《关于〈余秋雨 台湾演讲〉》：等啊等啊，从（1997年）2月3月等到5月6月，每封回信都说在整理当中，7月8月有了眉目，10月23日终于收到他（余秋雨）自己根据20场演讲的内容融合、整理成十篇文章的书稿，名为演讲，实际上早已转换成创作，可以说，“台湾演讲”就是余秋雨继《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之后引颈企盼等到的第三本新书……
再看版权页上的记载，这本《余秋雨 台湾演讲》的初版时间是1998年1月1日，至1999年7月1日，已经印行了11版。
将以上介绍，跟余秋雨先生的那封回信一对照，问题马上就突显了出来：这位经常影射、指责别人是“小人”的“谦谦君子”余秋雨，在对批评他的邵纯先生公然撒谎，而且撒的是弥天大谎！
你看，他明明是“1997年秋”就已亲自将十篇演讲稿整理编完，写好《自序》，并于10月23日寄到台湾尔雅出版社。该社也于1998年1月1日以《余秋雨 台湾演讲》为名正式出版发行。可他却在时隔一年半以后的1999年6月27日，还要装神弄鬼似的对邵先生说：“好在尚未出书，待我以后亲自整理这些讲稿正式出书时，一定按您的意见改。”什么“好在”？什么“一定”？真是甜言蜜语，巧舌如簧，说的比唱的好听！你的讲稿不是早就整理完了吗，怎么还要“亲自整理”呢？你的书在写这封回信时不是已经印了10版吗，怎么还说“尚未出书”呢？面对一位年长的学者，你不接受批评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说瞎话，用无耻的谎言和根本不想兑现的“承诺”去愚弄人家呢？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4节 “当红文人”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余秋雨先生不但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功底浅薄，而且他的现当代史知识也相当欠缺。本来有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认真查阅史料来解决，但他就是喜欢玩小聪明，耍嘴皮子，信口开河，临场发挥，甚至不惜胡编乱造，哗众取宠，让许多荒唐可笑的差错，潜移默化地贻误广大的读者和听众。邵纯先生所揭露的马寅初两“呜”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为了维护被人为捧抬起来的声价和尊严，他对自己散文中确实存在的知识差错和来自读者的一切批评，从来就是视若无睹、全盘否认的。实在挡不住了，就以推诿来敷衍搪塞，甚至用谎言来欺骗蒙人。其结果，就使原来许多真诚地关心、爱护、支持和赞扬过他的读者，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和好感，甚至厌恶有加，批评不断。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难道不值得号称“文化史学家”的余秋雨先生深长思之吗？ （原载2003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并收入台湾版增订本）
就在上文写定后不久，朱清文先生又托友人转来他撰写的《余秋雨拒绝批评又一例》。其内容与王果先生所提的意见不谋而合，而两者的遭遇也完全相同，可见余秋雨对待读者善意的批评所持的态度是一贯的。
9月26日，上海《文汇报·笔会》发表闲斋先生的杂文《“宁馨”“落霞”正解》。此文对当前文化领域的“浮躁风”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虽然他在举例谈到“落霞”一词的含义时根据旧说所作的解释不尽妥当，但其抨击的社会现象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凡是有良知的学者，完全可以从学术上同他进行心平气和的探讨，但不会站到对立面去横加指责的。因为那样做，只能暴露出指责者本身就是浮躁学风的教师爷和吹鼓手。现将此文转录如下： “宁馨”“落霞”正解 闲 斋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闭关锁国转向改革开放，加上极左条件下的道德沦丧等等消极因素，文化领域的浮躁风吹得相当厉害。迎合“卖点”急于求成的粗制滥造的跟风之作，百花齐放的炒作吹捧，使一些硬伤处处的劣品招摇过市。光是电视剧屏幕上的错别字和剧中人“我府上”、“你家父”之类的贻笑大方，就使人不得不边看边大摇其头。苛刻点说，可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为什么不静下心来读点书、查一查史书和字典？又不是下岗工人、没地农民，难道钱就那么不可或缺吗？一位声称要捞到若干万版税为目标的自称“名人”者，据说他的大作在某处是供中学生作分辨错别字的教材。其中有名的是“宁馨的氛围”一句。用宁馨来形容“氛围”，起码有两错。宁馨二字，出于“宁馨儿”一词，是对孩子的形容词。宋马永卿《懒真子》云：此词出自山涛，他见王衍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其二，宁馨即使在这里，也不是一个类于“乖乖”、“宝贝”之类的褒词。“宁作去声；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犹言恁地也。前宋废帝悖逆，太后怒语侍者曰：‘将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均见马永卿书）山涛接着对王衍的评价是：“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可见以论人准确被肯定的山涛在这里用的“宁馨儿”也是贬义。
以前一直想当然地以为《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中的“落霞”是“云霞”之“霞”，偶读杂书，才知道“落霞”指的是飞蛾，“鹜”乃野鸭。野鸭飞逐蛾虫食之，所以“齐飞”。云霞是飞不起来的。
仅仅这些小地方，就有那么多未知数，遑论广征博引史料的文史随笔散文了。因此，我很喜欢读吴小如先生那些纠正语文谬误的文字。他使我长见识。窃以为，出了差错，有了硬伤，难以避免。重要的是知错就改，最好还感谢指出错误的人，不要一触即跳，恃“名”斥对方为“苍蝇”、“放屁”等等，而是挤时间读点书，不要让自己成为名利的工具。相反，硬要将“宁馨”进行到底，未免让人觉得幼稚可笑。近见有人以“约定俗成，将错就错”，论证用“宁馨儿”称自己所爱的女人（未说明用“宁馨”形容“氛围”与此有何差异）“是个不错的尝试”，谴责指出错误的人“像逮到一个有把的烧饼那样，大张挞伐，一脸幸灾乐祸，夜里做梦都笑出声来”，不禁使人想到一个惯用的词：“同病相怜”。 （2003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