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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梧桐叶落时-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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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涉及古今中外名著不知几许,引用诗文典故数以万计。然而,尽管钱氏乃学界奇才,博闻强识,远非常人可比,但俗话所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振甫先生在编辑过程中,高度认真,一丝不苟,不仅一一查找出处,核校原文,找出错处。此事令钱氏至为感佩。在送给周先生的一部《谈艺录》上题云:“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书蒙振甫道兄雠助,得免大舛错,拜赐多矣。”至此,二人结成莫逆之交。33年之后,钱氏大著《管锥编》五卷杀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振甫。周一如既往,逐条核对原文,提出修补意见,为钱氏所吸纳。钱于序言中感言:“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前志简端。”一时传为佳话。作者中也有不服的,得允许申辩,提倡争论,近年来,我们就连每年的图书质检,都采取“可以争论”的办法———把检出来的差错一一列表,然后发还各位责编,属硬伤的,自己认帐,有异议的,让他“辩诬”,但要拿得出可靠依据,最后由一个专门的小组进行仲裁,效果不错。    
    40年前,毛泽东对高二适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一事写信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那时气候不好,争不起来,如今之世,可以争一争了。事实和真理总是要争一争才会明了的,对事不对人,何况,双方的目标又是一致的,没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第七部 台海回响(2003年9月初——9月中旬)第1节 大陆学者逗秋雨 纠百错激荡文坛

    2003年9月2日,台湾《苹果日报》发表记者李志德根据对我的电话采访撰写的“专题报道”,标志着《石破天惊逗秋雨》新一轮宣传高潮在台湾的兴起。全文转录如下:大陆学者逗秋雨 纠百错激荡文坛    
     “余秋雨作伪闻所未闻” 李志德    
     “你说他散文中运用史料不准确、不规范吧,他可以说我不是在写学术著作;你算他的散文是文学创作吧,他又确确实实在谈论历史,在进行一本正经的文化和历史的反思。”这是大陆学者金文明对知名作家余秋雨的批评,这位家居上海,以编纂辞书安身立命的老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新书,余秋雨三本最受欢迎的著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竟被他挑出一百三十多个错误,在艺文圈里激起一阵讨论。    
     错误原封不动呆着    
     金文明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在是杂志《咬文嚼字》的编辑委员,说起《咬文嚼字》,金文明表示,“这份刊物的主旨就是纠正社会上使用语言文字不正确、不规范的现象”,特别是文史知识的错误。    
    “扛上”余秋雨是从《咬文嚼字》开始,金文明说,他很欣赏余秋雨的文采,但四五年前他开始发现余秋雨行文间常有或多或少的错误,他原本只想做一个“勘误表”寄给余秋雨,供他再版时更正,后来金文明开始把部分勘误文章在《咬文嚼字》上发表,但发表归发表,《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再版时,“这些错都原封不动在那里呆着”。      
    面对批评态度傲慢    
     金文明说,有错更不更正还在其次,余秋雨真正激怒他的,是对待批评的傲慢态度,一九九九年,一位年轻人投了一篇稿给《咬文嚼字》,指出了余秋雨引用的典故和一般学术界的定论不同,但余秋雨在回信辩解之余,还表示:“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金文明不服气,“难道指出你一个文学史上的常识性差错,就是‘过度沉溺’?难道对你文章中的疏漏和不足,只能视若无睹,才是个人的大幸?”就是这个态度,激得金文明拿出存档多年的卡片,以三个月的时间写出了这本踢爆余秋雨的文集。 文史细节怎能不挑    
     金文明说,余秋雨一向以“大文化思考”散文著称,但如果引述的史实是错的、对史料是误解的,则他所有的议论都是架构在错误之上。有人认为余秋雨的作品是创作,不必这么挑剔细节,但金文明反驳,余秋雨最擅长的就是用这些文史典故和细节成就他的“大文化”散文,如此又怎么能要求别人不要挑剔他的文史细节?“这完全是矛盾的。” 自圆其说变造史料    
     被金文明挑出的许多是史实错误,例如诞生于一八零二年的法国作家雨果“参加”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死于一八八三年的画家马奈“活跃于二十世纪”、死于公元八一九年的柳宗元竟然写了公元八二二年才诞生的“神道碑”……除了史实错误,金文明更批评余秋雨为了成就某一个观点,甚至不惜变造史料,例如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一文里,为了让李白、苏轼和王安石三位大文豪都如余秋雨所设定的:“把天柱山当作最后的家”,余秋雨不惜把王安石一首五言绝句“庐山归去来”改为“‘潜’山归去来”,潜山是天柱山的别名,“这种罕见的作伪手段,真是闻所未闻”。 “不想抬举金文明”    
     这本书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金文明说,“逗者,引也,我是期望反驳的”,但金文明的作品出版后,余秋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曾说,他没有看过金文明的书,因为“不想抬举金文明”,金文明说到这里,拔高声音:“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是很认真的看他的书的。”但谈到台湾读者,金文明又恢复了一贯的婉和语气,他说他知道台湾有许多读者喜欢余秋雨,但喜欢之余也不妨看看这本书,“喜欢他的人还是可以继续喜欢他,只要记得在心里把他的错改过来就好了!”此外,李志德还在同版发表了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先生和余秋雨的“专题报道”。分别转录如下:    
     张大春:作品待时间考验 李志德    
     对于金文明与余秋雨这场争论,作家张大春认为基本上余秋雨非常擅于利用个别性的材料做看似非常细腻的考证来书写历史,但他并不试图建立一个史观或者做更学术性的工作,因此面对这种批评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不回应,并且告诉你,我的书给市场、一般人看的,以此转移问题的焦点。张大春表示,余秋雨的崛起过程很特别,他是先在台湾红起来,再红回大陆,他在台湾最红的时候,正是李登辉执政后期,政治主流强调本土意识,原本的大中国文化者顿时感到贬抑或被放逐,余秋雨适时出现,让他们感觉那个曾经熟悉的文化大中国又出现了,喜爱余秋雨的读者,多半具备这样的背景。 历史典故本有争议    
     对于金文明的挑错,张大春认为这些“错误”有些的确太吹毛求疵,也有些历史典故原本就有争议。但张大春说,余秋雨固然不乐见他在这种炮火下被攻击,但余秋雨这一波能不能挺得过去,不在于他以后作品如何,而在于他写这些作品的当时负了多少责任,由此看来,余秋雨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当这一波攻击褪去,大家不会记得这一百多条错是什么,但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余秋雨唬烂”,这些作品经不经得起考验而流传后世,“时间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检验标准”。 台湾作家思绪更细    
     张大春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余秋雨,但是不要忘记台湾曾经有过逯耀东的《勒马长城》、陈晓林的《青青子衿》以及罗龙治的《历史的药锄》和《狂飙英雄的悲剧》,这些作者即使没有像余秋雨现在这么红,但思想绝对比余秋雨细腻而深刻。再往深一点看,余英时当年的“反智论”发表在《联合报》副刊的时候,“我们是等着像看连载小说一样看他的文章”,这都是利用史料做分析或是抽象的思考,确实有真知卓见,“至少是卓见”。    
    张大春最后认为,余秋雨走红只不过几年,和上面这些人比起来,“将来如果让时间来‘洗’,我相信还是余秋雨会先被淘汰。” 余秋雨叹:弱势如我 李志德    
     “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终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一典之错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程度。”这是余秋雨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中的一段话,也隐隐透出余秋雨面对金文明“踢馆”时的基本态度。    
     从台湾红回中国    
     一九四六年出生的余秋雨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的《文化苦旅》一九九二年引进台湾,由于他善于运用史料、典故作出辞藻华丽的文章,随即在台湾掀起一阵“文化散文”的风潮,接着他又出版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文集,从台湾红回中国,但对他的批评也随之而来。    
    金文明的书今年六月在大陆出版,余秋雨当时曾经接受上海《新民晚报》和香港《明报》的采访,余秋雨在访谈中认为批评者可能是想利用这种方式出名,也可能是他的书在大陆以至海外广受欢迎,令文化界的一些人不舒服、甚至嫉妒。余秋雨表示,过去十二年可能是大陆文化界被批判得最厉害的人,这表面上看起来是挑战权威,但事实是大陆文化界喜欢批判没有政治地位的人,批他最安全。余秋雨感叹:“现在最大的弱势是像我这样的人。”原本住在上海的余秋雨说,他注意到批判他的主要是上海当地的人,他推测背后该有官员支持,他说报社发表金文明的文章前并没有平衡采访他的意见,他强调自己是体制外的自由写作人,所以大家用大批判的方式消灭他,令他在上海无法居住,这也是他南下迁往深圳的原因。 不愿再回应批评    
     将余秋雨的作品介绍到台湾的尔雅出版社总编辑柯青华表示,他知道金文明的这本书,但他表示在出版余秋雨的作品时,出版社动员了大量人力进行校订,不应该如外传有这么多错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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