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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按：同一部张岱的《夜航船》中的同一则故事，为什么两位不同的现代作者读了以后，会有如此异若霄壤的感受呢？彭先生说：“这故事也使我时时警惕：第一，不懂的事情，千万别想当然；第二，最好有备无患，多读多学，以备急用。”而周先生却说：“所谓‘咬文嚼字’，……小题大作，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既无益于‘学问文理’，又有劫掠读者时间金钱之嫌。‘夜航船现象’！可悲可叹！”两者的言论，究竟谁个是仁者襟怀，有益于世道人心，谁个在指桑骂槐，对于当前泛滥成灾的浮躁学风起着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恐怕用不到多加分析，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8月17日，黑龙江《生活报》发表靳国君先生的长文《不只是余秋雨散文有误》。转录如下：
不只是余秋雨散文有误 靳国君
作家的作品有误，似工厂的产品有瑕，是偶有发生的事，一经指出，欣然接受，皆大欢喜。然而，也不尽然，如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有误，多是文史知识上的罢，却因指误者时而有之，余秋雨先生坚拒不纳，演绎出一些故事来。先前就有读者与学问家指出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有史实等方面的差错，倘若余秋雨先生虚怀若谷，择善而从，这本是一件好事。孰料，余秋雨先生却发表了一篇《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冷眼看去，那题目吓人，好像是有什么军国之大事要昭示世人，其实呢，是余秋雨先生自辩之文。要旨是什么呢，他认为指误者“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是“小聪明”，因而他“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他并断言：“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这篇《敬告全国读者书》，名为“敬告”，实有“警告”之意，颇有君临天下、“朕即真理”的气势。余秋雨先生不自觉地把自己看重了，把读者看轻了，把自己文中的差错看淡了，把指误者的善意看偏了。一个作家这般拒绝读者的正确意见，是盲目的自尊；如此讳疾忌医，是误人误己的固执。作家有意传播错误的文史知识，以假乱真，其危害自不待言。因文史功底不坚实，无意间造成以讹传讹，谬种流传，人们起来指误，怎么可以拒不接受呢？
也许是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继续“纠缠”读者，读者难以忍受，指误文章因而有时仍然见诸报端；也许是余秋雨先生断言“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引来“好事者”去查证。不过，我以为还是余秋雨先生的文过饰非与“当然不能接受”，使知其错者不能不言，使有责任心者不能不说，使求真务实者不能不写。这样，便引出了金文明先生的一本书：《石破天惊逗秋雨》。这书的名字用的是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一句诗，在这里一语双关，颇有诙谐色彩，也有挑战的意味，似与出版时尚相宜。其内容却非意气用事，阅读其文，颇见金文明先生匡正的苦心，治学的严谨。勿庸讳言，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有的确属“冷僻的史料”，在余秋雨先生看来这无关宏旨。显然，这样对待自己作品中的差错，是不对的。越是“生僻的史料”错误，越需要指出，惟其生僻，读者不多见，越容易被当做真理接受，流传于青少年中，弊莫大焉，误人子弟，岂可无动于衷？
本来作家的作品难免无错，读者或学问家指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作家应有的旷达胸怀，也是应践行的文德。余秋雨先生反其道而行之，无非是作茧自缚。
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我们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余先生，况且，此话并不科学。“知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余秋雨先生何必硬撑着呢？余秋雨先生写的是“文化散文”，差错一多，这“文化散文”的文化含量就降低了，再给大家这样的面孔，大家就不好领略那“文化散文”的文化了。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指出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书，共有文史知识差错一百余处。两书共四十余万字，平均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一本书的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图书，一个作家写出来的是这样的图书，不该受到批评么？
细思之，这也不只是余秋雨先生的错，还有出版社的责任。一本书有这么多差错，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做什么去了？辑而不编，是失职。一本书稿出版前，要经过三审，这些差错竟逃过三关而见之于成书，是编辑们文史知识不够，还是审稿时马马虎虎，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至今，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社默不作声，是愧于心羞于言，还是不以为然，不好揣测。不过有心的出版者，以此事为鉴，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岂独余秋雨先生一人事耶？事情清楚，泾渭分明。不过并不那么简单，也有人鸣不平，是为余秋雨鸣不平。倘若鸣不平者，能够指出所谓差错并不错，或有的差错并不错，不失为学问上的切磋，知识上的探讨，自当欢迎之，也是文坛应有之风。事实却不如此。近日一位为余秋雨鸣不平者，并无实事求是之意，却有炼人于罪之心，他在《让文字行走起来》一文中，虚拟了一个命题，说是“媒体炒作余秋雨笔墨官司”，是要把余秋雨“赶出文学圈”。这位作者的通篇文字，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使人读来不禁哑然失笑，感到滑稽，比堂·吉诃德向大风车宣战还滑稽。
这位作者，在文章开头抛出了第一顶帽子，扣在新闻媒体头上，他写道：“新闻媒体炒作余秋雨笔墨官司”。何谓炒作？一哄而起，大报特报，可谓之也。事实是，几年来，只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几家报刊，零零散散发表过几篇为余秋雨指误的稿子，既不是炒作，也非全部新闻媒体参与，何来此语鱼目混珠？这位作者的第二顶帽子，扣在了文学界的头上。他写道：“……某种文学心态却是显而易见的，或以为你余秋雨在戏剧界把理论做到了堪称一流，蛮可‘小国’或‘彼国’为王了，为何还要逞强好勇，杀进俺文学圈中，还谈经论史？更可气的是这个闯入者竟还抢了好多风头。……还让青年‘盲目崇拜’，甚至弄得感觉良好的某些散文老手忽生失落……于是乎，一场‘文学保卫战’打响了。”这位先生避而不谈余秋雨散文是否存在文史差错，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把对余秋雨散文的指误，诬为同行相嫉与门户之见，甚而是争风吃醋了。接着这位作者故作神秘之语，写道：“不能说这些登在报刊上的文章都毫无来由”，什么来由呢？这位作者却突然打住，笔锋一转，转而去大谈余秋雨“非但没被赶出文学圈”，反倒不断有“在歌手大奖赛的综合素质评委席上出现”和“余氏散文”“一本又一本”地出现等殊荣了。指出余秋雨散文有文史差错，就是要把他“赶出文学圈”么？古往今来许多典籍的校勘者，就是要把那些典籍作者赶出历史么？老师指出学生作文中的差错，就是把学生赶出学校么？这是什么逻辑？其实其用心是在堵塞言路。此公接着又大谈什么“宽容”、“厚道”，显然是文不对题。对作家、作品的风格、流派，当然是要讲宽容、厚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指出作家作品中的差错，与“宽容”、“厚道”又有何干？作家作品中有差错，明知不对，听之任之，任谬种流传，那是什么“宽容”？那不是“宽容”，而是放纵；那也不是什么“厚道”，而是自欺欺人之道。对读者的善意批评，拒之千里之外，或扣上同行相嫉、门户之见的帽子，那更不是什么“宽容”、“厚道”，而是只许一人独唱，不容百家争鸣的霸道。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9节 为发展先进文化多做建树
说到余秋雨“白天赶路、游览、访问，晚上挥笔写作而清晨就要发稿”，“不可能去仔细核对每一处史实细节、推敲每一个字词，他不可能随身带着书房———而他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部人类文明！”这可能是余先生散文有错的一个原因，但它不应当是拒绝读者指误的理由。既然余先生面对的“几乎是全部人类文明”，无疑要对这“全部人类文明”负责，由于对“全部人类文明”的了解不够，笔下生出想当然之说，文中出现有悖史实之论，这不能不说余先生治学缺少严肃性。至于说“搬出其实并不可靠的典籍，翻个三年五载动笔”，我们便读不到余秋雨散文了，是有蒙人之嫌。就一段史实、一个人物，翻阅“典籍”需要“三年五载”的时间么？有的翻翻字典就可以了，有的翻翻有关书籍就清楚了，多为举手之劳，何需“三年五载”！至于个别有争议的问题顺手点出，不作臆断之言，是不需费时劳神的。
余秋雨先生近年写作了大量散文，虽然存在一些差错，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散文创作的成绩，我想读者、学者为其指误是出自对余秋雨先生的爱护，也寄托着对余先生的企盼，希望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为发展先进文化多做建树。对余先生的散文既不能虚美讳瑕，也不可全盘否定。几家媒体登几篇指误文章，金文明先生出了本书，是为公众计，并不是什么“炒作”。从这些文章看，还是意在提醒作者注意文史知识的真实性、准确性，仿佛十字路口的红灯，提醒行人要遵守交通规则。写文章不也有规则么？诸如语言、逻辑、修辞之类，诸如尊重史实之类。否则，不管规则，不管文字对错，都“让文字行走起来”，是要发生“交通事故”的，许多人是要蒙受损失的。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如果今后没有了差错，没有了“硬伤”，“走起来”不是更好看吗？为余先生护短掩瑕者，何苦重演“皇帝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