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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作为一种介于通俗读物和学术随笔之间的文体，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和迷惑性，很难给它定位。有人就据此把它当成“大师”的一项“创造”，说什么“余秋雨不为文体而写，却创造了动人的文体”。（杨长勋《余秋雨的背影》）没承想这种关于“文体创造”的创造性高论，竟给余秋雨和他的辩护者们拒绝批评、自弹自吹带来了左右逢源的好处。你说它是通俗读物吧，有人就会出来说，这是一种“高雅散文”，是从大文化角度进行“艺术理性”思考的“历史大散文”，“更贴近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多重结构和复杂形态”，“把思想家的深度融化在优美动人的字
句篇章中”，“弘扬了中华历代散文的优秀传统（见杨长勋《余秋雨的背影》）”；作者余秋雨是“最具历史感的”散文大师，有着“渊博的文学和历史功底”，“对中国文化之熟悉不亚于对自己家中的物什”。几乎所有的赞美词都给倾筐倒箧地用上了，通俗读物及其作者，哪能达到这样的“巅峰”啊！你说它是学术随笔吧，那就得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评述了。一般说来，余秋雨们对于“学术”的桂冠是不会回避和拒绝的，但当你想按照学术论著的要求，对其中引用的史料和存在的诸多文史知识差错提出批评时，他们就会像宁志荣那样，用文学或散文的一般定义来作挡箭牌，说什么“散文就是散文，散文不是历史教科书，不是工具书，很少有人通过散文来学习历史知识的。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主要不是讲对与错，而是讲美与丑，讲情致、韵味和意境”。真是“凭着嘴唇两片皮，出口都是他有理”。但不管这帮爷们儿如何强词夺理、巧舌如簧，既然余秋雨是以一个“著名学者”的身份，来对中国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作一本正经的反思和拷问的，读者就有理由要求他：把人和事搞搞清楚，不要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把文献查查准确，不要鲁鱼亥豕，猴年弄成马月；更不能篡改史料，瞎编故事，哗众取宠，贻误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难道过份吗？！
为了说明“历史散文”这种两栖类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效应，我们不妨再来听听台湾政大历史系教授彭明辉先生提供的信息：余秋雨已成为很多高中生心中“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见9月3日《联合报》）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3节 “伟大的历史学家”
这种现象，发人深思。作为一个散文作家的余秋雨，从来没有在大学的讲坛上教过一天历史课，也未曾发表过任何研究历史的著作，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荣幸地登上“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样崇高的学术台殿呢？说穿了，还不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这两本历史题材的散文集为他衬脚垫底的吗？！宁志荣虽然也号称
“作家”，创造过“耸人之听”、“无妨大碍”这类让人眉凑齿冷的“名句”，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跟“伟大的历史学家”有缘。余“大师”得到了这个荣誉，难道不应该清夜扪心、反躬自问：我对得起这些莘莘学子的崇敬和爱戴吗？当他们将来毕业“致仕”（金按：这里打了引号的“致仕”，是我按余秋雨蓄意创造、宁志荣誓死捍卫的新解释偶尔窃来一用的。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它与传统的用义截然相反，且发明权属于余秋雨先生。如有误读或侵犯余先生专利权者，本人概不负责。特此声明），亦步亦趋地跟着你余先生学写历史散文，也把吴越忠懿王钱 写成“钱 常”，又说“梅妻鹤子”的北宋隐士林和靖娶过老婆、生过孩子时，你将怎样去面对他们呢？总不能再让宁志荣出来冲着他们嚷嚷：散文不是历史教科书，谁叫你们非要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去学什么历史知识呢？呜呼噫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话题，对那些永远奶不大的活宝，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再讲也无济于事。这号人只会添乱，一个劲儿往偶像脸上抹黑。就此打住。还是让高出他们一筹的余秋雨先生自己去深长思之吧！
（三）宁志荣三说：《石破天惊逗秋雨》也硬伤累累。金文明先生最近在上海卫视露了面，并说自己也有“知识盲点”，把“倪匡《卫斯理系列·将来》”误写为“任匡《卫理斯系列·将来》”便是一例。其实何止这两处“硬伤”呢！我随手翻了一遍，就发现了七八处：如《吕洞宾是道家的始祖吗？》一文，称吕洞宾是唐代道士，实际上已有专家（陕西师大教授李裕民）考证吕乃五代末至宋初人；再如第71页第7行：降“早衰薄构陷”错为“早衰蒲构陷”；多处只有上引号而没有下引号等等。若真找上几位像蔡维藩那样的咬嚼高手对金书咬嚼一番，我看金书也会被列为不合格产品。只是他不是余秋雨，所以人们不会对他进行过于苛刻的挑剔。其实金书的“硬伤”主要不在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的差错上，而在于对许多文史知识和学术问题的武断上。如关于金圣叹一文，余文并没有认定金圣叹是为哭大明而被杀的，金文却望文生义断定余认为“金圣叹是朱明王朝的大大的忠臣”，进而连连发起攻击。如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余文所论是以中国文化史为前提的，而且并加了状语“可能”，金文明却全盘否定，认为这两个友情一般，而金文明所举出的三个例证都与中国文化史没有多大关联，其中一个例证引自于古代志怪小说《搜神记》，更是缺乏可信度。
况且早在半个世纪前闻一多先生就把李、杜的友谊比作日月在天宇间相聚。金文不仅不对题，而且所列论据也牵强附会，给人“鸡蛋里挑骨头”之感。再如对于歌妓苏小小的讨伐。余秋雨描写了苏小小的苦难经历和对人生的美好向往。金文便武断地认为苏小小“每天接客”，不会对人生有美好的追求。其实，唐代诗人白居易、李贺、杜牧都写过赞美苏小小的诗歌。
还如对林逋有无妻儿的纠缠，嵇康的《广陵散》是否成为绝响等等的武断，都不能不说是金文的“硬伤”或“败笔”。金对于一些有学术争议的历史问题，往往惟我独尊，余认为对的，他就认为是错的，这难免有意气用事、求全责备之嫌。
金按：将“三说”的标题“《石破》也‘硬伤’累累”，同下面的具体内容对照起来一读，顿觉可笑。批评和反批评，总得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吧，怎么能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一味地跟对手胡搅蛮缠呢？你说拙著也“硬伤累累”，证据呢？一本硬伤累累的书，肯定是个不合格产品。按照国家规定，图书的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全书22万字，可以允许有低于22处的差错。初版中发现“任匡《卫理斯》”的问题，我已在媒体上公开作了检讨，并且立即让书海出版社在第二次印刷时便加以改正。余秋雨有这样的态度和行动吗？不过，错误总是错误，这两处就照算吧。但宁志荣下面的手法，实在是耍无赖。他说我书中的差错，“随便翻了一遍，就发现了七八处”。“七八处”不就是七处到八处吗？好，那请你指出来吧！谁知这个活宝，深得爷传心法。他不敢像我给余秋雨指谬那样，抓一个错，就引用确凿的材料敲定一个。他使用的是避实就虚法，说你“七八处”，实际只谈三处，然后就把“硬伤累累”的帽子给你扣上。这就是前些年浮躁学风孕育出来的青年“评论家”的活标本。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对这三处“硬伤”都说了些什么：
第一处，讲我把吕洞宾说成“唐代道士”，错了。治宗教史的学者都知道，吕洞宾是方外之人，终身未入仕途，正史没有为他立传，因而只能根据野史笔记和传说大致确定他所处的时代。从几部大型的权威工具书来看，《辞源》说他“相传为唐京兆人”，《辞海》说是“唐末道士”，《道教大辞典》说是“唐代道士”，《宗教大辞典》则说他“相传为唐代人”。尽管用语不尽相同，但定他为唐人则是一致的。可见这是以往学术界的共识。要推翻它，必须提出新的文献资料加以考辨，而且考辨的结果还要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现在宁志荣只说了句“（陕西师大教授李裕民）考证吕洞宾乃五代末至宋初人”，什么材料也没有交代，就判定我（包括以上几部权威工具书）错了。真是幼稚武断得可以。李教授的文章我没有看过，不知论据和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即使不无道理，但未经学术界公认，恐怕也不足以推翻过去的定论，至多聊备一说。宁志荣连起码的论辩规矩都不懂，只要能找到攻击的石头，不论是否管用拿过来就掷向对方。这种愣头愣脑的青年“评论家”（俗称“愣头青”），实在让人可气又好笑。
第二处，说我把“早衰薄构陷”错成“早衰蒲构陷”。我查了《石破天惊逗秋雨》第一次印刷本第71页第7行，哪里有这种谁也看不懂的句子。其实原稿引了个成语“早衰蒲柳”，“蒲”字曾错排成“薄”。我校读时没看出来，当然有责任，但后来自己发现了马上请责编在重版本中作了改正。奇怪的是，宁志荣不但不去 指出“蒲”印成“薄”的差错，反而倒过来说我把“薄”错成“蒲”。这不明明想让我把已经改正了的“蒲”字再错改回去吗？我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其间的奥妙。此外，他还神经错乱似的在原书“早衰蒲柳”的前面加个“降”字，后面添上“构陷”二字，再掐去一个“柳”字，编造出了“降早衰薄构陷”这样的怪胎，强栽在我的头上。这种恶劣的作伪行径，实在闻所未闻。读者可以查检原书，真相不言自明。
第三处，说我书中“多处只有上引号而没有下引号”。第一次印刷本出来后，我和责编就发现两处脱漏前后引号的差错，在重版本中早已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