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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的基本情调是“文史感怀”，睹物思故国，伤春忆旧人，悲秋得领悟，遇事寻启发，非常适合具有“历史沉淀”心理背景（这是李泽厚教授所曾提出的文化分析概念）的善感读者的阅读口味，加上其极具节奏感的文字功力，三字一停、四字一顿，抑扬有致，韵味无穷，是不折不扣的魅力美文，其畅销，不足为奇。而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正如Paul DiMaggio在审视美国文化工业的历史演变时所曾指出，文化产品一旦跨越“严肃”与“流行”的分隔线，必可衍生一种名为“仪式潜能”（ritual potency）的争议力量，同时面对来自严肃社群和流行产业的挑战，前者认为它破坏了严肃文学的纯净和神圣，瞧不起它；后者则企图框限它的变化与突破，阻止它在创作上的升华和改良。余秋雨散文之所以屡起是非，恐怕跟这个文化背景脱不了关系。畅销于“非（文史）专业人士”的书，难以企求内容资料的确实与严谨，但也正因它极度畅销于“非（文史）专业人士”，这自令文史专业人士加倍无法容忍它的粗疏与大意，随之捡起放大镜群起攻之，潜台词也就是欲维护文史专业领域与非专业领域的清晰界线。
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扉页内写了《赠秋雨》一诗：“十年文场烟尘里，秋雨霜风历练身；我有一言君记取，从来毁誉不由人。”其实，被毁被誉固然“不由人”，毁人誉人的动作恐怕亦跟文化生态的总体权力环境大有关系，或许只是自己不知道或知而不认罢了。
文明逗秋雨，秋雨反文明，仅是参战者的名字，已预告了战事之精彩。
7月29日，友人来电相告，《解放日报》今日发表署名王多的短评《何必“逗咬”》。文章不长，但刊于头版，可见来头不小。此报我未订阅，去几家报摊觅购，均答“没有”。后经网上查得，扫读之下，不禁哑然失笑。且看他拉着“导师”出来帮衬，抬一个，压一个，时而无聊吹捧心中的“明星”和“太阳”；时而冷嘲热讽远离权势者的草民和野叟，极尽贬损之能事。这种行径，已经剥光了某些人貌似“公正”的画皮，使公众的媒体沦落为徇私者手中打人的棍子。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录原文，仅撮其要点，以供文友采撷批驳。
……金文明……编撰而成了一本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发行于市，引来不小轰动。当然金先生与余先生不免要发表一些看法，针对性强了点，引起不少争议，一时煞是风景。
说实在话，我不仅看过余先生的散文著作，也读过他早年撰写的纯理论文章和学术专著。可以说，我很少见一位学者将理论著作阐释得如此清晰流畅，潇洒自如，着实令人佩服。其实金先生所说的“错误”，本不是什么新闻，以前我读的时候也曾经“稍皱眉头”，但与导师探讨的结果是，瑕不掩瑜，看文章主要是看思想嘛！其实，余先生文章中的许多“错误”，大多是学术之争的产物。学术之争，向来很难用“正确”与“错误”进行评判的……学术，学术，重在一个“术”上，大量的“学”通过“术”的提炼，得出不同的结论，于是才有了“百家争鸣”，才有了“百花齐放”……不要把学术之争上升为意气之争……又“逗”又“咬”似乎不是学人论争的基本态度。
……自清代起，中国学术便有了一个考据之风，但考据走向极端，几近迂腐，就不成为真正的学问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通识。当然，也许金先生也有难言之隐。“逗咬”也许实非所愿，现在搞出版的策划人和图书发行商是瞅准了市场的，“做足”名人文章，未尝不是一件自我促销的杰作。联想到《拯救乳房》、《有了快感你就喊》一类的叫座书名，逗咬一下余秋雨，又算得了什么呢……
金按：王多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和东方网转载以后，我陆续收到了许多学者和朋友的来信及来稿，对其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咬文嚼字》第9期范萍的《不经一咬》，更以一位语言学家的扎实功底，抽茧剥笋，小试牛刀，揭穿了他不懂装懂的老底，值得一读。现选录两篇，以飨读者。
“逗咬”何错？ 孟 崭
7月29日《解放日报》“新世说”栏载王多先生的文章《何必“逗咬”》，看后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对于金文明先生给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挑了126处错误并编成《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王多先生是有意见的，似乎还存在一丝不屑。王先生很是佩服余先生的著作，说“我很少见一位学者将理论著作阐释得如此清晰流畅，潇洒自如”，但王先生也并非极端满意的，他以前的时候也曾“稍皱眉头”，可是他很会说服自己：瑕不掩瑜，看文章主要是看思想嘛！看，王多先生也是承认余先生的文章是有“瑕”的，他也曾“皱过眉头”，但奇怪的是，他却不指出，还竟然责怪别人指出！这是负责任的态度么？当然看文章主要是看思想，但也并非不看语句，不看遣词，若一篇文章错字连篇，文史差错比比皆是，给人的感觉总是“不爽”，就如同鱼汤里面有只苍蝇，虽然营养、味道还在，但还有好胃口么？还不要忘记，金先生所挑的错误都是从余先生的“散文”中挑出来的，谁能说看散文主要是看“思想”？王多先生敬佩余秋雨，这我们不会说什么，但他敬佩得有点过了头，我们的逻辑是：余先生文章的思想是好，但我们若是把他的其他方面微小的差错指出来促使其改正，使其文章更完美，使王多先生再看时不必皱眉头，岂不更好？这也是对余先生负责，更是对广大读者负责。
因为王多先生对金先生所指出的差错一点都不了解，才会说这些错误“大都是学术之争”。余秋雨竟然把“致仕”理解为“升官、做官”，把好多名人的生卒年月搞错，这是学术之争么？实际上金先生说得很明白，他指出的差错不包含学术上的争论的东西。王先生还讲这是什么“意气之争”，又讲“也许金先生也有难言之隐，逗咬也许实非所愿”，这些话都是因为王先生对此事太不了解所致。金先生是个负责任的辞书编辑，指出余先生的差错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难言之隐”，唯一的理由乃是“痛心”和“担心”：痛心于余先生的拒不更改和诡辩，担心于读者特别是孩子们会因余先生的差错而得到错误的知识（余先生的有些文章已收入中学教材或读物）。金先生拿余秋雨这个大作家的差错作例子，非常典型，更能吸引读者，更能把正确的知识传给读者，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啊！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会有差错，别人指出来就虚心接受，错了就改正嘛，掖着掩着反而丧失了胸襟和大气。相比于王蒙等作家，余先生对待别人批评的态度着实使人失望，若说有什么“意气之争”，这也是余先生的“意气”，而非金先生的。
（作者单位：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不经一“咬” 范 萍
2003年7月29日《解放日报》头版，刊有王多先生的《何必“逗咬”》一文，虽只有短短几百个字，却出现了一处又一处的“硬伤”。一、金文明、余秋雨之争“引起不少争议，一时煞是风景”。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煞是”后面一般跟形容词，可以说成“煞是热闹”“煞是轰动”，却不能说成“煞是风景”，因为“风景”是名词，两者不能搭配。一定要用“风景”的话，不妨改为“一时成了风景”。
二、“我很少见一位学者将理论著述阐释得如此清晰流畅……”这个句子中的“著述”一词应该删掉，说成“我很少见一位学者将理论阐释得如此清晰流畅”；如果要保留“著述”，则应换一种说法：“我很少见一位学者的理论著述如此清晰流畅”。这是因为，“理论著述”是“阐释”的结果而不是“阐释”的对象。
三、“不要把学术之争上升为意气之争……”“上升为？”这是什么话！难道“意气之争”高于“学术之争”吗？实在闻所未闻。如果一定要分层次的话，我想不是“上升为”，而是“下降为”；或者干脆不作比较，把“上升为”改为“演化为”。
四、“自清代起，中国学术便有了一个考据之风……”“一个考据之风”，多别扭的说法！风者，风气也。你可以说“一种风气”，可是能说“一个风气”吗？作为量词，“个”的适用性很强，但也不能到处乱套啊！够了，够了。王多先生在文章中是反对“咬”的。其实，“咬”是一种修辞说法，指关于文字本身的批评。现在看来，他之所以反对“咬”，是因为知道自己不经一“咬”。心中有鬼，所以害怕别人捉鬼。然而，如此文字，不“咬”行吗？堂堂《解放日报》，刊登如此文字，用王多先生的话来说，“煞是风景”啊！（不对，为对读者负责，我还是改为“大煞风景”吧。） （原载《咬文嚼字》2003年第9期）
7月30日，友人用电子邮件传来7月28日香港《明报》记者潘诗韵对余秋雨的访谈文章，希望我赶在当天下午写成一篇回应其观点的评论，尽快传送《明报》编辑部，争取在我到港签名售书期间发表。我立刻针对该文中余秋雨所谈的两个主要问题动手撰写。当晚七时写成后，通过电子邮件发往香港。同日，香港《明报》发表戴胡子的短评《错要认，打要企定》。转录如下： 错要认 打要企定 戴胡子
文坛起风波无日无之，近来上演最烈的一场是金文明撰写了一本书，将余秋雨作品中的文史错误一一罗列，这事在内地已经闹腾了好一阵子，近日香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