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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美国华文杂志《世界周刊》发表杨修的报道《石破天惊逗秋雨VS散文大师》。配发的余秋雨照片，哭丧着脸，泪流满面。因内容大部分据中国大陆报纸摘编，故不再转录。
7月28日，香港《明报》发表了记者潘诗韵女士采写的对余秋雨的长篇访谈《我到底可以怎么办？———专访余秋雨谈“石破天惊”事件》。全文转录如下：
我到底可以怎么办？
———专访余秋雨谈“石破天惊”事件潘诗韵
编按：金文明撰写《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细挑余秋雨作品里的文史错误。对此行为，余秋雨认为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革命批判斗争，毫无意义。所以，余秋雨没有读金文明的书，他不想抬举金文明。可是，他有话要说，他很想问问文化界的朋友，“我可以怎么办？”一场学术讨论，被搬到全中国的媒体上去，将持续多年的“余秋雨文化现象”讨论推得更热，余秋雨形容情况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 名气惹是非
“我很奇怪这样的事情会做的那么大，因为他（金文明）提的每一个问题，没有理由出现在公共媒体上，这是学术上细节问题的讨论，不应把广大民众无法判断的问题放到学术期刊以外的公共媒体上去，让全国读者只知道余秋雨被批判的事实。”他表示作者若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可写信跟他讨论，“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报纸全都登了，完全是，我可以这么说，文化革命打出的大批判。”
余秋雨表示中国的报纸看见对名人的批判都很高兴，这次事件完全是因为他出名。八七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九二年获“上海十大高教精英”称号，九三年获“上海文学艺术大奖”，作品《霜冷长河》、《文化苦旅》等均位居全球华文畅销书排行榜前列，余秋雨的事业一直向上攀升，但是非也随着名气而至。就这次事件，他认为有几个问题可以讨论，好像“死文字”跟“活文字”的问题，还有一、二千多年前的文史问题该有多种可能，至于金提到他举引的《辞海》也有个别地方可以商榷，余的反应是：“你怎么证明你是对的呢？”
余直言金并不是搞学术的人，却打出学术的旗号，也没有证据，是“胡言乱语”，看他的书，是抬举了他，所以至今也没翻过他的书，只看了报刊上摘登的“最重要”的四十条题目。
他相信批评者可能想利用这个方式出名；也可能是他的书在大陆以至海外广受欢迎，令文化界一些人很不舒服，甚至嫉妒；还有的是大陆文化界喜欢批判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纯粹的文化人，没有进入任何文化圈的帮派，没有任何官职，批他最安全。“其实他们不是勇敢，现在最大的弱势是像我这样的人，即使天天被批判，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文化杀手
至于金文明对余秋雨作品的“青睐”理由，已在台湾版的自序中明言：“这完全是现在已不大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余先生激出来的。”他表示开始注意余的作品始于《山居笔记》及《文化苦旅》中的文史差错，有关意见已在1999年的《咬文嚼字》杂志中发表，金是该杂志的编委之一。之后余给该杂志一位读者的回信《答徐如顾先生》给金留下了“危言耸听，拒谏饰非”的印象。后因《霜冷长河》被盗版而发表的《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就触发起金的愤怒。余秋雨则表示具体原因并没说清楚：“反盗版有什么错？中国大陆有一些文化观点是非常荒唐的。”余认为对方生气的真正原因是他秘书请《咬文嚼字》的编辑不要再寄杂志给他，因他没时间看。但他也坦承不喜欢《咬文嚼字》的研究方式，因为令文化难以在年轻人当中普及，扼杀了年轻人的创造性，认为新时代的年轻人不必要背那么重的文化包袱。
《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于1999年发表，内容提到“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评我（余秋雨）的文章相配合”，将批评者跟盗版集团扯上关系，还指批评者为“文化杀手”，是拦阻一个正在追抓盗贼的人的“蒙面人”，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并指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更直言不能接受他们的批评：“因为如果我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他的言论，惹来文化界非议。金文明在自序中直言他的言论，“将使自己站到所有被诬陷为‘文化杀手’的有识之士的对立面，陷入十年来绵延不断、备受责难的尴尬境地。这个祸，都是余秋雨自己惹下的！”
文人被骂 读者高兴
回想过去十二年，余秋雨说，他一直是中国文化界被批判得最厉害的一个人。批判者表现出的，是一副在向权威挑战的样子，批判他的文章已有三、四百篇，书也出版了七、八本，他认为这次事件是连续不断批判他的风潮的延续。他所指的文章较近期的包括《文化中的文化》，提到他“做深圳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以及武汉文学家古远清教授写的《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指他在文革中曾参加“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充当“四人帮”打手等，余秋雨都已就此分别跟作者对簿公堂。至于评论他的著作更接二连三的出版，计有《审判余秋雨》、《余秋雨现象批判》、《秋风秋雨愁煞人》、《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文化突围》等，评论之热烈，在中国文化界与学术界，皆属罕见。
“事情是完全颠倒过来了。我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没有任何权位的人，一个写作的人。”他表示一直以来也没法回答，因为一旦回答，就要打笔仗，没完没了，且他肯定处于孤立的状态。作为一位老师，他的学术研究威信被全面否定了，他的学生、读者都受到伤害，却没有人会站出来替他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报纸背后都是很大的官；读者看到一位文人被骂，始终会很高兴，就像艺人一样，读者仍是喜欢看他的诽闻。他唯一的应付方法是打官司，但这次却没法打，因为是学术争论：“我就明白了文化革命所谓批判三名三高，批判学术权威是怎么回事，在这批判的十年来没有人为他讲话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时候许多人只能靠自杀来维持名声，他们是最弱的一群。“我真的想问一下学术界跟文化界的朋友：‘我可以怎么办？’”
原居上海的他指批判者主要是当地的人，背后该有官员支持，提供报纸的版面，因正常的做法该是报纸发表之前先向他问清楚，并叫他发表意见。不过，金文明的文章刊登后，他也发表了一篇《被“咬”者的回答》，“那是我的秘书看到以后很愤怒，请了一个学生采访我，写成文章发表的，报纸并没跟我联系。”他认为自己是体制外的自由写作人，所以大家用大批判的方式把他消灭，令他无法在上海居住，也是他南下迁到深圳的原因，为求一个安静的居处。“大陆现在遇到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知识不够，不是人才不够，而是文化的公信力没有了，文化的集体人格不存在了，是可以完全的反过来不断地进行大批判，很少舆论会为一个受难的人说话。我想唯一的办法是我去做官，但这却违背了我的人生选择。”坦言这次事件令他对大陆媒体非常失望，是有点不讲道理的围攻，“现在是全中国所有的媒体，然后是香港、台湾，我相信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还有美国华文报纸全都会登。”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2节 “一批到底”现象
“一批到底”现象
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余秋雨慨叹这些年来的批评给他造成很大压力。首先受牵连的是家人，“全中国的读者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所以连我的岳父都认为我有极大的不安全感，那么大的篇幅在批判我，却没有任何人来保护，证明好像有很多的官员不喜欢我。”他表示岳父看了报纸后许多个晚上都不能睡，还想起过去自己受批判的情境。他会把报纸藏起来，不让余秋雨和女儿马兰看到，怕他们会不高兴，反过来余秋雨也是这样做。对于批判，余秋雨自言有深刻的体会。他在自己撰写的《叔叔为了〈红楼梦〉三度割脉———隐秘的河湾》一文中，回忆父亲余学文先生在文革时被造反派关押，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说父亲在半年前去世时，他利用幻灯片播放了当年报章上批判父亲的文章。“他死后我们翻他的抽屉，翻到他藏了几十年的这些批判他的文章，他老人家一直没有忘记这个耻辱。我们那一代是这么过来的，没想到我们现在永远仍在批判中过日子。”
这些年来，在压力无法承受的时候，余秋雨也想过不再写作，甚至离开中国，只是想到家人还在，念头就打消了。他深深感谢太太及家人支持，特别是太太马兰，他还坚定地表示唯有等着他们吵架。余秋雨表示不会再就事件发表任何回应文章，也不打算跟金文明见面说个明白，他不想堕进笔墨的战场，但正计划将自己过去十二年所受的批判、他的经历写成书，于年底出版。“我不断地做文化的事情，没有参与过文化界斗来斗去，没有做过一点点的坏事，只拼命做自己的事，他们却反而不断地在骂我。”他形容情况跟文革造反派用几百条罪行打倒一个名人，一辩论就把一百倍的罪行把你的口封住、批判你的情况一样。“正常的文化界应该有公理，有舆论、说理的地方，总会分辨是非，在伤害人但证明是错了之后会有羞耻感，但是现在中国仍是浩浩荡荡的一批到底。”那被批判者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呢？余秋雨举他正在打的一场官司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