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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他梅妻鹤子，今日孤山，还有鹤冢。其实他是有妻室有孩子的。初读这段文字时，我确实感到有些愕然。“梅妻鹤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近千年，林处士只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并没有真正的妻室和孩子，这可以说早就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现在竟然被曹先生推翻了。在古今中外学术发展的长河里，力排众议、推倒成说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本来并不奇怪，但要能够站得住脚，令人信服，就必须提出充分的根据。遗憾的是，曹先生在这里只是语焉不详地谈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至于根据何在，却只字未提。所以，尽管曹先生是我素来钦佩的博学多才的前辈，但对他的这一新说，我还是不敢苟同。
历史文献中可以证明林和靖没有妻室和孩子的材料是不少的，最主要的似有以下两条：
《宋史·林逋传》：“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
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天圣（1023—1032）中，闻宁海西湖之上有林君……是时予因适会稽还，访于雪中……先生少时多病，不娶，无子。诸孙大年能掇拾所为诗，请予为序。”
很明显，作于元朝末年的《宋史》，其《林逋传》中“不娶，无子”的说法，取自北宋梅尧臣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过硬的材料，其实只有这一条。
第一部 “金余之争”缘起第2节 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
按照年龄计算，梅尧臣（1002…1060）小于林逋35岁，属于林的晚辈，但梅尧臣在宋仁宗天圣年间，曾经与虚白上人乘舟冒雪同往西湖孤山拜访过林逋（林逋卒于天圣六年，梅访林之行不会晚于此年），并且还写过一首《雪中同虚白上人访林处士》的诗（集中未见，已佚，但林逋《和靖诗集》中收有《和梅圣俞雪中同虚白上人见访》诗），以致约二十年后，梅尧臣还写了《对雪忆往岁钱塘西湖访林逋》诗三首（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定此诗作于仁宗庆历七年，即1047年），以缅怀当年那次难忘的寻访。正因为他同林逋有过这一段忘年之交，所以林逋的侄孙林大年才会请求梅尧臣为其伯祖的诗集作序。据此可以肯定，序中所说的林逋“少时多病，不娶，无子”，必然是实录之词。如果林逋真有妻室和孩子的话，梅尧臣应当是知道的。退一步说，即使他原先不了解，也一定会在作序之前去询问林大年，绝不会随便写上“不娶无子”四个字，而且写了也不可能为林大年及其族人所接受。
此外，还有几条材料可以一提：林逋的好友范仲淹写过《寄林逋处士》诗，其中有句云：“几侄簪裾盛。”只字未提林逋的儿子，却特意说他有几个侄子做了官。对照《宋史》本传所说林逋“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为侍御史”，这里恐怕是含有一点言外之意的。《宋史》本传还说：林逋生前“尝自为墓于其庐侧”；林逋死后，州守李谘“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葬之”。如果林逋有妻有子，难道还需要生前自己造墓，死后由地方官来为他营葬吗？那么，历史上是否有蛛丝马迹的记载涉及林逋的妻室和儿子呢？据我所知，直接的没有，间接的似乎有一条，那就是南宋时有个叫林洪、字可山的人，自称为林逋的七世孙。我认为，不论世代多远，只要真有一个后裔，也就足以证明，林逋是曾经有过妻室和儿子的。可惜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处士裔孙，在当时就遭到了人们的嘲笑和否定。陈世崇（1245—1309）《随隐漫录》卷三说：
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不知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尧臣字）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若非鹤种并梅种，定是瓜皮搭李皮！”
姜石帚的讽刺是够辛辣的。我想，千年以后的人们总不该再去成为他嘲讽的对象吧！
（1999年第4期《咬文嚼字》，署笔名“封常曦”） “致仕”不是“获得官职” 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中有这样一句话：
“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
仔细体会全句的文意，余先生这里所说的“争取科举致仕”，显然是“争取科举考试，获得一官半职”的意思。“致仕”真的能解释为“获得官职”吗？
“致”字确实有“获得”的意思，例如《论语·子张》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这个“致”，可以解释为“获得”。但“致”字还有“归还”、“辞去”等意思，例如《国语·鲁语》：“子冶归，致禄而不出。”蔡邕《胡公碑》：“致位就第。”这两例中的“致”，就是“归还”、“辞去”的意思。“仕”字一般解释为“做官”、“任职”，作动词；也可解释为“官职”、“职位”，作名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致仕”历来只表示一个意义，就是“辞官”。例如《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汉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把禄位还给国君，就是辞去官职。从来没有人将“致仕”理解为“获得官职”的。
以上理解，如有不当，敬请余先生批评指正。
（1999年第4期《咬文嚼字》，署笔名“剑啸”）
2000年4月，《咬文嚼字》第4期上，刊登了我批评余秋雨《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中一处文史差错的文章：《何来“五经世学”？》。此文收入台湾版《石破天惊逗秋雨》修订本时作了修改，题目改为《丰坊的“五经世学”是些什么货色？》。转录如下：
丰坊的“五经世学”是些什么货色？ 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中，将明代书法家丰坊同天一阁主人范钦作了一番比较，他说：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丰坊的“五经世学”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余先生在这里给“五经世学”打上了一个书名号，并且冠以“专著”二字，显然是把它当成一部书来看了。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例如人们常说的“十三经注疏”，其实并不是一部著作，而是十三种儒家经典注释本的合称，行文中提到它时，是不宜写成《十三经注疏》的。所谓丰坊的“五经世学”，我看也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五经世学”的名目，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曾经提到过。黄宗羲在《丰南禺别传》（丰坊号“南禺外史”）中说：“见坊所著‘五经世学’，穷经诚有过人者。”他对丰坊“穷经”所下的功夫无疑是肯定的，但“穷经”并不一定在学术上有创获。两汉时期那些皓首穷经的儒生们，有几个留下了传世之作的？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在他的《题丰氏“五经世学”》一文中，列举了丰坊赖以立身成名的五部著述，作了全盘的否定。他说：
丰氏既谬造《石经河图》、《石经鲁诗》、《石经春秋》、《石经大学》，又谬造高丽《尚书》、日本《尚书》，于是又造先儒所为诸传记以辅翼之，而皆托之清敏（丰坊远祖丰稷，北宋时人，卒谥清敏）或其大父（丰坊祖父丰耘）所传。
原来丰坊的“五经”，指的是《河图》、《鲁诗》、《春秋》、《大学》和《尚书》；所用的底本，前四种是石经，最后一种《尚书》则来自高丽和日本，据说都由他的远祖丰稷和祖父丰耘一脉相传。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五经”指的是《易》、《书》、《诗》、《礼》、《春秋》，而《河图》原来与《周易》八卦的卦形相附会，不属于正宗的经典，《大学》只是《礼记》中的一篇，两者也不能等而视之。因此，把《河图》、《大学》跟《鲁诗》、《春秋》、《尚书》合起来称为“五经”，这本身就是一种不伦不类、自我作古的说法，八成儿出于丰坊本人的杜撰。尽管从后世书目文献的著录来看，这五部各自分立的著作并没有合成一部出版，但当时丰坊肯定曾把它们合称为“五经世学”的。既然作者自己这样说了，别人也就跟着沿用。所以，黄宗羲和全祖望在文章中提到“五经世学”，并不等于事实上存在过这么一部书。
从上面引述的全祖望那段话来看，他对丰坊的五部“世学”，先后用了两个“谬造”来评断，其否定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明史·艺文志一》的记载。在它的“经书”中，丰坊的书只著录了一部《古易世学》，而该书下面的附注说：
坊云家有《古易》，传自远祖丰稷。又有《古书世学》六卷，言得朝鲜、倭国二本，合于今文。古文石经、古本《鲁诗世学》三十六卷，亦言丰稷所传。钱谦益谓皆坊伪撰也。
这里已经没有了《大学》，所谓的“古文石经”是否指《春秋》，也不得而知。剩下的《古易世学》、《古书世学》和《鲁诗世学》三种，也被清初学者钱谦益全部称之为“伪撰”，跟全祖望所说的“谬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丰坊的“学问”究竟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最后引述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丰坊的著作及其文品和人品的评价。该书只收了他的四部“世学”，所谓“五经世学”的名目也被摒弃了。究竟这部未被著录的“世学”是亡佚了呢，还是丰坊压根儿就没有写过，现在已无法考定，但由此也可证明，当年出自丰坊之口的一部完整的“五经世学”确实是不存在的。
《古易世学》提要说：“坊平生喜作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