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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明表示，他已经写了《我答余秋雨》，准备下周发表，作为对余秋雨的回应。“我不想和余秋雨争辩，我把事实摆出来，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金文明说，这篇文章后他不想再多说什么，他也希望媒体“冷”下来，“大家都去看书，然后再说话”。
在辩驳文章中，余秋雨对《咬文嚼字》杂志也颇有微辞，他说“《咬文嚼字》这个杂志，尽管主办者是我的朋友郝铭鉴先生，尽管也得过奖我确实不喜欢”，一句“鸿苍茫的中华文化，在他们手上全都变成了最简陋的一问一答，而问答结构又是那么笨拙和武断”让金文明先生很是气愤。《咬文嚼字》多年来致力于纠正文章中文史知识性错误，杂志的编委们一致认为余秋雨对他们工作的评价有失公允，这样的言辞严重损害了《咬文嚼字》的声誉。编委之一的金文明透露，杂志社将对此做出回应，要求余秋雨为所说的话向《咬文嚼字》道歉。 “我不想借此书出名”
“一开始，我把发现的一般性错误陆续发表在《咬文嚼字》上，希望能传给余秋雨看，只要再版时改正就可以了。比如朱熹生于1199年，他错写成了1200年，改正是很简单的事。其实对一些学术上尚无定论的事可以模糊处理，但他对确定性的错误也不肯改正，我就想出本书好好说一说。”金文明说，他没想过借此书出名，“我一个快七十岁的人还图什么呢？我做文史方面的工作多年，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历史小说，都不能随便，应该忠于史实。” 曾想请余秋雨作序
出人意料的是，《石破天惊逗秋雨》曾想过请余秋雨作序！金文明透露，他曾把书稿交给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社审过以后表示，考虑到余秋雨是浙江人，希望能找他为书写序，这样既能表现出余秋雨的大度，又能让书顺利出版。
“当时一位熟悉余秋雨的朋友就说，余秋雨不一定会写这个序。由于出书的事迟迟不能确定，我就没和余秋雨联系，结果这家出版社把书稿退了回来。”最后，山西的书海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金文明接受出版社的建议，把原来措词尖锐的16000字长序缩成4000字，并改用调侃式的缓和语气。
为何登载在各媒体上的差错举例都差不多？金文明说，这是因为出版社在出书前从书中摘录一部分，提前发给了媒体。
7月7日，《新民晚报》刊发了我回应余秋雨的五千字长文《我答余秋雨》。此文选自《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第1、4、5三个部分，读者自可参阅，这里不再重复引录。7月8日，为了弥补《新民晚报》未发全文的缺陷，在我的请求下，《新闻午报》同意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由于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余秋雨的错误观点作了全面的反驳，澄清了是非，受到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与肯定。现将记者屠菡撰写的引言转录如下（正文已附于6月29日下，请参阅）： 金文明、余秋雨的最后一战 实习记者 屠 菡
《石破天惊逗秋雨》终结篇：《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正当《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在各个书店热销时，该书作者金文明日前表态，希望借《我答余秋雨》一文停止一切争辩。记者昨日再访金文明，他表示，在《我答余秋雨》刊出前还有几句话要说。金文明说：“我从1999年起陆续给余秋雨提意见，对方始终没有接受。本来还希望《石破天惊逗秋雨》出版后能和他开诚布公地谈谈，也为他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可惜这只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我答余秋雨》是根据余秋雨的回应文章写的，原文大约有一万三千字，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只能用五千多字。为公平起见，我很希望读者能看到全文。”因此，金文明在对全文进行认真的校对后，将《我答余秋雨》原文独家提供给本报，并更名为《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希望读者通过《新闻午报》了解文章全貌，给此事一个公正的评判”。
金文明还介绍，《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台湾版即将问世，“里面除了恢复一万六千字的长序原文，还将在正文后附上几篇文章，一是媒体对我的采访，二是余秋雨的回应文章，三是我回答余秋雨的长文。此外，书海出版社再版时也将增加这段时间以来围绕这本书的争论文章。”
为了澄清余秋雨对自己的《汉语大词典》编委资格的质疑，金文明特地请南京的朋友用快递送来了任命文件给记者过目，任命原文也被引用在《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中。有关《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全文详见本报A10…A11版。
金按：余秋雨在6月25日《深圳商报》的访谈中，用了《辞海》“外援编纂”这个创造性词语，影射、攻击我是“欺世盗名”的骗子，想借《辞海》这块金字招牌自抬身价，谋名图利。我在回应文章中漏写了一个重要的情节，现在这里补充一下。上个世纪90年代，当《辞海》1999年修订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辞书出版社社长、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巢峰同志在一次见面时对我说，想请我担任《辞海》新版的特约编审，主要参加语词条目的审读工作。当时，《辞海》作为一部综合性的权威工具书，早已驰名中外，能够厕身于特约编审的行列，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巢峰又是我的老领导，历来待我不错。他亲自出马请我，肯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无非是看上我这个人做事从不马虎，一经承诺，绝不会敷衍了事，辜负领导的重托。但当时我已担任了三个出版社的特约编审，怕无法分身，所以回答他：让我考虑一下，到时候再说吧。待到新版《辞海》即将进入决审阶段，巢峰同志又委托语词编辑室主任杨蓉蓉打电话给我，正式聘请我担任《辞海》的特约编审。然而此时我的心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听说有个过去曾利用职权阴损过我，而且喜欢夸夸其谈，实际上不学无术的人，也凭资格被聘为特约编审，心里不由来了火。本来，我跟他分科不同，各审各的稿子，即使他审得再差劲，管我屁事！但我平生嫉恶如仇，哪怕《辞海》“特约编审”的待遇再优厚，名声再诱人，我也“羞与哙伍”。我既然无权让他退出，自己不要这顶桂冠总可以吧！于是我便以“太忙”为由，婉言谢绝了巢峰同志的美意。因此，今天人们翻开1999年新版《辞海》“特约编审”的名录，在26个人名中便找不到“金文明”的名字了。这个底细，如果我不说，那么除了巢峰和杨蓉蓉，不会有其他人知道。今天交代出来，无非想表明，一个人的真才实学，不是光靠排行榜上列名不列名或者名列第几来决定的。“特约编审”的身价总要比“编纂”或“编辑”高吧，我照样可以弃若敝屣。至于借所谓“榜上无名”为由，对批评者进行恶意的贬损和嘲弄，以达到拒绝批评的目的，这种手法，除了暴露自己黔驴技穷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同日，《新民晚报》发表曾子墨撰写的《“咬文”莫“咬人”》。7月9日，《每周广播电视报》发表祥梓撰写的《夏日秋雨》。
7月10日，《新民晚报》发表该报编辑杨展业的评论《“开涮”精英不足取》。按：此人据说是余秋雨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余秋雨在6月26日《新民晚报》上发表整版攻击金文明先生的文章《被“咬”者的回答》，就是这个丑角策划的。现在他又利用职权把余秋雨捧为“精英”，拉来跟深受人民群众尊敬的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同志攀比，实在可笑之至！钟南山同志是我国医学战线上坚持严谨科学精神的专家，长年以来默默无闻地守着自己的岗位，从来没有想到要获取什么非分的名利，隔行的人们过去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见过。在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里，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奋战在临床和科研的第一线，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余秋雨算什么？不过是写了两本错误百出的所谓“历史大散文”，尝到了名利双收的甜头，马上甩掉岗位，跳出“苦海”，乐旅神州，遍游列国，在文化商场里玩得得心应手，成了万众瞩目的“海上明星”。他靠着自己的作秀和别人的疯炒，获取了滚滚滔滔的财源，仅台湾一地的版税收入，便达到了2800万台币（合人民币近700万元）！这样的文坛暴发户，跟钟南山同志的精神境界相比，何止差了十万八千里！杨展业这样暗捧臭脚，主要是为了借题发挥，恶意指责和贬损其他媒体对“金余之争“的客观报道。他在文章的下半段说：
在此，不想论证钟南山的是非，只想讨论新闻媒体该不该介入这种事情。名人，哪怕名声大到气贯长虹，也是可以批评的。问题在于，有些事情属于科学研究和方法论上的分歧，这就应该让科学家们自己通过辩论寻求真理，媒体不宜插进去说三道四，轻率地下结论，更不应当成炒作的题材。诚然，学术上有争议是很正常的事，无须新闻媒体去妄加置喙，充当什么裁判员。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5节 社会精英拿来“开涮”
同样应该警惕的，是那种动辄把社会精英拿来“开涮”的风气。谁也否认不了，各个领域的钟南山们是我们民族的智者和仁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和爱护。任何人都会有缺点，精英也不例外，批评当该与人为善，然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明明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却偏要扯到为人的品质，本可以好好提意见的，却非要弄到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渲染不可。这种风气，真的是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当天的《新民晚报》一上市，立即就有网友在东方网上对杨展业提出尖锐批评。现转录一篇，以飨读者。
杨展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