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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匡谬正俗，当然不止是语言文字的问题。因为文字是载体，它必然表达一定的内容。抒情散文须有真实的感受，历史散文当叙述客观的事实，既不能张冠李戴，也不能牵强附会。这些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面世之后，许多读者就此发表了意见，既涉及材料的真实性问题，也涉及对待谬误的态度的问题。把这些议论收为一集，可以代表广大读者的倾向性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也是有的，可惜在这里没有全部收入。我希望读到另一本持不同意见的文集，真理愈辩愈明嘛！2004年春时年八十又五
第一部 “金余之争”缘起第1节 波澜迭起的“金余之争”
（1998年10月…2002年末）
2003年6月以来高潮突发、波澜迭起的“金余之争”，其实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998年10月初，《咬文嚼字》月刊读者徐如顾寄来稿件《〈秋雨散文〉中的一处小疏忽》，请求发表。经我审读后，建议编辑部先送余秋雨一阅，征求其意见。来稿原文如下：
《秋雨散文》中的一处小疏忽 徐如顾
在《秋雨散文》的《西湖梦》第三部分中，余秋雨先生涉及历史上三位名人，即在西湖“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的白居易、苏东坡和隐居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的林和靖。苏东坡与林和靖虽均为北宋时人，但在其间谁影响了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一处小小的疏忽。
不妨将部分原文照录如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他们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
读上述录文，从“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对白居易、苏东坡的“不幸”“大彻大悟”观之，是苏东坡先于林和靖。然而究其实，却远非如此。白居易唐代人，无庸赘述。苏东坡与林和靖二位，虽为同时代人，但只稍翻翻有关辞书和史料，极易觅到确凿无疑的依据：苏东坡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林和靖的生卒年略有出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1979年版《辞海》为967年至1028年，1989年版《辞海》则是937年至1029年，后者恐怕有误。由此看来，林和靖生卒年要早苏东坡70来年。
再者，余秋雨先生在该文中还说到：“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此说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少时多病，未婚娶”，与《辞海》（1989年新版）“终身不仕，也不婚娶”也相左。
智者千虑，偶有一失，不足为怪。
10月25日，余秋雨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写了“答徐如顾先生”的信，寄给《咬文嚼字》编辑部。信的开头写道： 答徐如顾先生 余秋雨 徐如顾先生：您好！
《咬文嚼字》编辑部转来的大文《一处小疏忽》，指出拙作《西湖梦》有一个时间性的疏忽，多谢关心。收到来信后因为要赴澳大利亚演讲，就把来信往行李里一塞启程了。此刻，我在墨尔本的世袭大酒店（Heritage Hotel）里给您回信。
接下来，余秋雨便在两个问题上对徐如顾的批评作了回答： （一）苏东坡和林和靖是谁影响了谁？ 余秋雨说：
我把西湖边上的生命化遗迹分为四类典型，白居易、苏东坡算第一类，林和靖是第二类，苏小小是第三类，白娘子是第四类，每一类都是对其他类的彻悟和超越，但最后也都走不出自身的局限。这里所说的“类”是整体文化意义上的横向并列，而不是时间顺序上谁和谁的纵向承袭。以林和靖为代表的隐士类典型，是对以白居易、苏东坡为代表的入世类典型的反拨，这里并不存在林和靖和苏东坡年长年幼、谁影响谁的问题；同样，苏小小又反拨了他们，而苏小小的时间就更早了，若要算时间顺序就成了一种倒逆性的反拨；几个典型中我最重视的是白娘子，但她是神话人物，连生卒年代也没有。因此，如果要求这样的散文按照他们个人的生卒时间顺序来写，那就等于取消全文构思基点。
金按：在提到历史人物时搞错时间的顺序，这是余秋雨常犯的毛病。论述两个历史人物究竟谁影响了谁，怎么能不考虑他们时代的先后呢？余秋雨在这里所作的辩解，是说服不了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的。例如他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中，说死于1883年的法国画家马奈正在艺术上酝酿着跨世纪的突破；还在《山居笔记·脆弱的都城》中，说生于1802年的作家雨果参加了上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这又何以为解呢？此外，他又在后书的《乡关何处》中写道：“曹操、唐明皇、武则天的盘盏，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烧成于上林湖边。”后一组三个人，是按照时代先后排列的，前一组就打乱了：武则天是唐明皇（玄宗）的祖母，怎么能排在后面呢？这样排列应当改一改，千万不要强辩。因为越辩只能越往自己脸上抹黑。至于说生在1802年的雨果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死于1883年的马奈跑到20世纪初年去酝酿艺术上的突破，那就更像是痴人说梦了。不改行吗？可直到今天，余秋雨就是故意回避，坚决不改。这种拒绝批评的“顽强”态度，实在是有失“大家”风范的。
（二）林和靖究竟有没有妻儿？ 余秋雨说：
您的文章中还顺便提到了林和靖的私生活问题，因为您翻过两部辞书，都说林“未婚娶”，由此对我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其实中国隐士们的私生活状态是比较复杂的，除名义婚姻之外还会有事实婚姻，而这种复杂之处正是味道所在，被散文作家所关注。辞书毕竟只是辞书，哪能要求它们呈现生活的多重质感？我因远在墨尔本，一时无法查到当时写作所凭据的材料，恰好行李中带了一部曹聚仁先生的《万里行记》，本来是为了旅途中消遣的，没想到第175页上也有一段说到此事：
孤山，小小的山冈，连着白堤成为里湖外湖的隔线。山以林和靖得名。林，北宋真宗年间隐士，“为诗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尝入城市”。相传他梅妻鹤子，今日孤山，还有鹤冢。其实他是有妻室有孩子的。
曹聚仁先生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可以信赖。待我回国后有空再查一查。
由您的来信我想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近年来看到不少报刊上经常有一些关于古代和近代文史细节的论辩，仔细一读却是非专业人士所为。虽然非专业，但在口气上又把这些问题当作现代普通常识借以嘲谑攻陷。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中国文化在世纪之交亟需年轻的生命从根子上来灌溉，年轻的生命不能流失在那早已风干的沙土尘粒中。
当然，作为今后一直会应用下去的汉语言文字，还是应该通过严肃的讨论和校正来保持它主干部位的纯正的，像《咬文嚼字》这样的工作就很有意义。
金按：在这个问题上，余秋雨的辩驳更加缺乏理性。你要否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的结论，就必须拿出可靠的史料或新的证据来进行合乎逻辑的考辨，怎么能光凭曹聚仁先生的一句空话就想把人吓退呢？更有甚者，他还居高临下，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非专业人士”徐如顾：“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面对如此霸道的“大师”，联想到过去那么多敬仰余秋雨的读者为什么今天会对他改变态度，甚至批评有加，也就不难理解了。
1999年2月，《咬文嚼字》第2期上，同时发表了徐如顾的《〈秋雨散文〉中的一处小疏失》和余秋雨的《答徐如顾先生》。该刊主编郝铭鉴为此撰写了《编者按》，全文如下：
作品问世以后，便成了社会的财富，读者有批评的权利；但这种批评决非“终审判决”，作者同样有反批评的权利。“咬文嚼字”也不例外。只有通过正常的批评和反批评，我们才能最终走向科学，走向真理。为此，本刊拟新辟“双通道”一栏，通过编辑部的中介，让批评双方直接对话。当然，批评并不是给名人“上课”，反批评也不应文过饰非，否则，“双通道”难免会“堵塞”的。
金按：据郝主编说，《编者按》中提到的“批评并不是给名人‘上课’，反批评也不应文过饰非”，这后面半句，就是讲给余秋雨听的。
4月，《咬文嚼字》第4期上，刊发了我的两篇文章：《和靖实无妻与子》和《“致仕”不是获得官职》。转录如下： 和靖实无妻与子 金文明
当代著名作家和学者曹聚仁先生，在其《万里行记》一书中提到北宋处士林和靖（名逋，字君复，谥和靖先生）时说：
相传他梅妻鹤子，今日孤山，还有鹤冢。其实他是有妻室有孩子的。初读这段文字时，我确实感到有些愕然。“梅妻鹤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近千年，林处士只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并没有真正的妻室和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