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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炽昌”的错误，上海大学出版社《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一书的编写者在注解中已经发现并把它改正了，只是没有同时指出余秋雨原书中的错误。结果给这本“导读”的使用者带来了麻烦。听说上海有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手持“导读”对学生讲解，当他读到“叶昌炽”时，有学生拿着正版《文化苦旅》站起来发问：“老师，余秋雨的书上印的是‘叶炽昌’，你怎么说成‘叶昌炽’呢？”那位语文老师红着脸说：“当然以余秋雨的原书为准，这本‘导读’没有好好校对，把人家名字给颠倒了，真是！”就这样，已经纠正了的差错又被错了回去，继续贻误着无以数计的读者。我听了这个笑话实在笑不出来。作为“青年导师”的余秋雨先生，难道你就不感到一丝内疚吗？
4。“咬嚼派”与中华文化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把我定性为“咬嚼派”，并公开表示了他对《咬文嚼字》月刊的轻蔑和否定。他说：“《咬文嚼字》这个杂志……我确实不喜欢……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到了（此句据《深圳商报》版补引），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他认为“咬嚼派”阻碍了中华文化“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国际接轨”，并劝告我“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国文化的前途出发，不要走得太邪门了”。最后还表示，想就《石破天惊逗秋雨》写一本或几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从我及“咬嚼派”的“谬误”中“引导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等问题”。金文明答：
早在上个世纪，在余秋雨自称为“节约”起见而退回出版社寄赠的杂志以前，我早就开始“咬嚼”他了。抓一下他书中确实存在的文史知识差错，怎么就阻碍了中华文化“激发巨大的创造力”和“与国际接轨”呢？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是任何一位严肃学者起码的治学前提。何况他的一百多处差错里，很多不只是排校疏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立论基础的重要史料差错。
余秋雨的所谓“历史大散文”，谈起历史来，经常可以完全不顾史实，什么凿空架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的技巧都可以使出来，甚至不惜篡改史料来证成自己荒谬的观点。例如：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一文中，有位名叫陈景元的道士，厌倦了京城官场生活，对王安石说了自己的苦恼。王安石把他的话用一首五言诗记下来，替他题在太一宫道观壁上。原诗是：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这里明明是道士陈景元的话，但余秋雨为了证明王安石一心要归老天柱山，就把这首诗硬拉到王安石头上，将末句的“庐山”篡改为“潜山”（天柱山别名）。这样，道士陈景元所说的“庐山归去来”，就变成了王安石的“潜山归去来”。为了掩人耳目，余秋雨还将四句诗拆成两半，分开引录，而且不出篇名，不对涉及的人物作片言只语的交代。这种罕见的作伪手段，实在是闻所未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是决不会干出这种毫无文德的事情来的。这才是真正的“邪门”！这种人还要侈谈什么“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引导年轻人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岂不惭惶煞人！
余秋雨以前曾把我们这些抓他文史差错的人划入“记忆性文化族群”，现在他又奉送给我一顶“咬嚼派”的桂冠，还说什么把他“连毛孔都咬到了”。我可以在这里奉告余秋雨先生：你如果还是坚持不改正自己书中无法否定的差错，继续贻误广大的读者，那么我不但要“咬”到你的毛孔，还要进一步“咬”到你的骨髓，“咬”到你的灵魂。这个“咬”不过是个比喻用法，就是咬你的书，咬你的文。为了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为了清除打着“大文化思考”的旗帜，实际上在糟蹋中华文化的造假作伪的恶劣学风，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2节 余先生文章写得很好
至于余秋雨说要“写一本或几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我当然无权干涉，但实在替他捏着一把汗。尽管他自我感觉良好，但良好的感觉代替不了客观的学问功底。记得去年五月，我在田林东路一家书店碰到一位澳籍华人蔡先生。虽属初交，但相谈甚欢。蔡先生说起对他的印象，不妨在这里转述一下：“余先生文章写得很好，语言流畅优美，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很有影响。但文史功底不够，毛病不少。我跟余先生是朋友，最近北京有友人来电让我转告他：别再碰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了，免得出洋相。”我当时听了没有吭声，今天想起来，这种劝告确是苦口良药。
5。我对余秋雨也有一劝告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对我的“劝告”，实际上是在揭我的所谓“老底”。他说：“世间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今后千万不要再在全国首先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居高临下地对复杂的文史问题用yes或no的可笑办法一口气地评判一大串，你看，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来长途电话，说《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劝他们，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金先生有可能是《汉语大词典》的‘匿名编委’或《辞海》的‘外援编纂’，当然，也可能是用了化名，也可能是这几位学者年老眼花，没有找到。”最后，他又说：金文明这个人，我“不认识，但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这个名字。罗竹风先生对我说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编辑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金文明答：这是余秋雨最得意的一笔。他用影射、捏造“事实”的手法贬损我的人格，已经激起了社会的公愤。他本来不是说要就文谈文、就事论事的吗？可现在却食言而肥，故意借用别人之口，把二十多年前早已尘封的往事旧账翻出来，企图干扰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论辩。其实谁都知道，对他的“历史散文“作出批评，跟批评者的职务和学术地位毫不相干。哪怕是个中学生吧，只要批评得正确，被批评者都应当欢迎并接受。为什么硬要扯到学术论辩以外的事情上去呢？凡是稍稍年长的读者，看了他这段似曾相识的行文风格，一定记忆犹新，发出会心的一笑。你看他装腔作势，说什么“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打长途电话给他，报告《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金文明，《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金文明。于是我这个批评他文史差错的老头儿，一下子成了欺世盗名的“骗子”。特别仁慈的余秋雨还特别关照我，“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而且还专门为我设置了“匿名编委”、“外援编纂”的台阶，帮我摆脱困境。我可真要感激涕零地对他脱帽三鞠躬了。
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广大的读者负责，我在这里把这两件事的真相公布如下：
（一）我是1972年到辞书出版社工作的，是《辞海》第一次修订版（1979年版）的正式编辑，参加了修订的全过程。该书出版时已经列名。1979年借调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没有再参加1989、1999两版的修订，但读者仍然可以从“编辑工作人员”名单“1979年参加者”下，找到跟冯英子、束纫秋、赵超构（《新民晚报》社老社长林放）排在一起的“金文明”。
（二）我是1980年10月27日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联合下达的文件中被任命为《汉语大词典》编委的。现将《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87期（1980年12月25日印发）所载文件的内容原文转录如下：
陈落同志等二十一人增补为编委会成员
国家出版局、教育部于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联合通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加强编写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补编委会成员二十一人。他们是：副主编陈落，编委马君骅、马锡鉴、王涛、方福仁、吉常宏、孙家遂、杨金鼎、沈幼徵、金文明、张拱贵、张鼎三、赵应铎、赵恩柱、祝见山、夏云璧、徐鹏、钱小云、黄典诚、傅元恺、曾华强。众所周知，《汉语大词典》编委不是行政职务，而是一种学术资格和称谓。一经正式任命，而且原任命部委未予撤销，即伴随终身，任何人都无权否定。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介绍中写的是：“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主要撰稿人、第一编辑室副主任”。“曾任”二字就说明我“曾经担任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至于为什么在十三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这一点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因为他涉及到一位已故的前辈，《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当年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在他生前已经和解，我不愿意再去烦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所以几家媒体一再要我谈这段历史，我都一概谢绝。
现在余秋雨用旁敲侧击、影射暗示等手法，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却明明白白地提示读者：金文明在当年罗老的心目中是个坏人。在讨论纯属学术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早已长眠在地下的罗老拉出来当剑使呢？这样的手段跟你头上“著名学者”、“文化史学家”的桂冠相称吗？余秋雨的这一行径，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和伤害。我有权利要求余秋雨把罗竹风对他说了些什么全部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