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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为两个字，就是我在某篇文章中说古代学子通过科举致仕。他说，“致仕”是指退休，据说他为这“常识”还去查了《词典》。其实不必查，我可以当面告诉他形成这个含义的曲折原因：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例如我们今天写“行走于大野荒原之间”，不必考究在古代经典中“大野”是指山东巨野县北的湖泽；又如我们今天写“开场不久，乐曲已乱”，不必挑剔在古代，“乱”是指尾声。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建议金先生去认真读一读。
记者：这是他认为你最严重的错误。对于其他问题，他的态度也非常严厉，例如你在《都江堰》这篇有名的文章中说李冰在公元前251年为蜀郡守，他的评判是：“没有一种文献有这样的记载，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这个年份纯属杜撰。”你能接受他这种口气吗？余秋雨：口气是小事。问题是，他这种斩钉截铁般的自信不知从何而来。我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细说起来太专业，我也不必翻其他文献给他看，既然他自称“参与编纂《辞海》”，那就翻翻他的《辞海》吧。这个年代，就明明白白地印在《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中，尽管书里的起止年份与我的考证不尽相同。我倒要问金文明先生，难道是《辞海》“纯属杜撰”吗？那该早一点给《辞海》指出来才对啊。
记者：一般读者对陈旧的文史细节不感兴趣，比较关心的是对一些著名人物生平的把握。除了李冰之外，他还提到沈万山，他觉得你又出了一个差错，很不应该，正确写法应该是沈万三。这可能是你的笔误吧？
余秋雨：不是。还是请他再翻一翻他自称“参与编纂”的《辞海》。《辞海》的1015页有记，那位神秘的富豪正名为沈万山，另名为沈万三。金文明说，这个人排行第三，就不可能叫沈万山了，这太可笑了，而且所谓“排行老三”的资料也不可靠。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7节 金文明又会立即拿过去
记者：沈万山的另一个问题是，金先生认为沈厅是他后代修的，而不是他自己。你的看法呢？
余秋雨：我现在手边正好有一本文汇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简要读本》，关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那篇文章初稿时我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金文明利用我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咬”我初稿中的模糊，这种做法有点戏弄读者。其实，我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研究确定沈万山生前在周庄居住的准确地点。一旦研究出来，金文明又会立即拿过去，宣布以前世间谈到过这个问题的一千篇文章出了一千个“差错”！他做这样的活儿，也真叫省力、痛快。
记者：有一个最刺激人的问题，即宋代林和靖有没有妻子、小孩。金先生的口气仍然很厉害，说：“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子’。史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要推翻这个定论，但毫无根据。”是这样吗？
余秋雨：又是老毛病，对于自己未曾见到的材料断言“毫无根据”、“纯属杜撰”。大家知道，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林可山的人，自称是林和靖的七世孙。一个叫姜石帚的人因此作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儿孙？”这件事使得文化界一直有一批人认为林和靖有妻有子，当然，即使有妻也未曾举行过嫁娶仪式。我倒并不过于相信有关林可山的材料，但一直觉得能写出《长相思》的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那首词大家都能背诵。很多文化大师也偏向于这一观点，并非金文明所说的“毫无根据”。如果金文明真想涉猎一下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他开一点书目。
记者：又提到一个人，冼夫人。他说《隋书》记冼夫人与冯宝结婚是“梁大同初”，而你说是公元527年，差了8年。对此你有说法吗？余秋雨：《隋书》写“梁大同初”是一个模糊说法，近年来经历史学家考证，从冼夫人的高寿执政和其他记述倒推，他们结婚更可能是公元527年。推理的程序说起来太繁琐，我不在这里复述了。但这也是一个无法完全确定的年份，地处海南，各种记述都十分含混。看来金先生完全不清楚在海南史和岭南史研究上的推断难点和已取得的成果，因此只能把《隋书》中的“梁大同初”这个模糊的说法武断地转换成“梁大同元年”，如同把“二十世纪初”转换成1900年，然后“发现”当代历史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年份错了。他不知道，他“纠错”的依据，恰恰是研究者们要推翻的起点。
记者：另一个你写到过的重要人物是嵇康。金先生自己设计了一个问题，叫“古代名曲《广陵散》是由嵇康一脉相传的吗？”他又自己回答：“不是。据文献记载，除嵇康外，《广陵散》别有传承。嵇康死后，此曲并未绝响，仍在民间流传。”他这个问答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但当然也是针对你的，是吗？
余秋雨：这真是一组荒唐的问答，完全是在伪造我的意思。我明明是说，嵇康的《广陵散》在他死后已成绝响，其他的《广陵散》虽然同名却天差地别，不是他的。嵇康死得那么早，怎么可能去给漫长的历史“一脉相传”一支名曲？民间别有传承的，又怎么可能是嵇康的曲子？金文明真是一片混乱，不知所云。这就等于，我说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千古绝唱，他说：“不是，据文献记载，苏东坡死后仍有人写《念奴娇》。”这种先伪造出一个问题来再大声说“不是”的做法，很不光彩。
记者：更重要的人物是康熙。金文明设计的问题是：“康熙皇帝编过《康熙字典》吗？”他自己回答道：“康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之名是杜撰”。这当然也是针对你，你说过康熙皇帝自己编了《康熙字典》吗？
余秋雨：金文明这样做可实在太不好了。用那么愚蠢的问题来强加给我，其实连小学生也知道，康熙皇帝不可能自己编《康熙字典》。我对这个问题的原文一翻就能找到，听，我是这样写的：“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要》，文化气魄铺地盖天。”写得再清楚不过，为什么要彻底歪曲呢？如果用歪曲的方式来伪造“差错”，那么别说126个“差错”，12600个也能随手伪造出来。至于金先生的回答则更可笑，说：“康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之名是杜撰。”这前半句抄我，后半句骂我，却自己打着了自己。《康熙字典》这个名字怎么会是我的杜撰呢？你“参与编纂”的《辞海》中就有《康熙字典》这个条目，而且，学术界都知道，清代嘉庆年间的学者王引之就已写出《康熙字典考证》这样的著作了。王引之先生比我大整整180岁。记者：他还认为你错把金圣叹写成大明的忠臣，这话好像在《白发苏州》里吧？
余秋雨：我的原文是：“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才子，当然不算“忠臣”。他又在歪曲我了。他自称“参与编纂”的《辞海》说金圣叹“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我和《辞海》，错在哪里？
记者：他还有一些零碎的判断，与你的判断不一样。例如，他认为三危山那里不可能发生舜与三苗的战斗，你说呢？
余秋雨：他总是自相矛盾，又理直气壮。刚刚还说过大量古籍都记述过“舜逐三苗于三危”，接着又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战争，那么，差错的究竟是金文明还是《尚书》、《孟子》、《史记》？———实在对不起，与这样的思维方式纠缠下去太累了，能不能就此终止？
记者：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指出的这么多“差错”里，有没有一些可取之处？
余秋雨：他也指出了一些显然排错、印错的字。例如把“ ”排成了“樽”，把“钺”排成了“铖”，把“ ”排成了“振”，把“叶昌炽”排成了“叶炽昌”。有些冷僻字在电脑中很难找，要造出来，你看报纸刊登他的文章时，这些字有的也排了异体。这些排印错误我会交给出版社继续校改。本来这事应该向金先生道一声谢，后来一看他这些天造出来的“石破天惊”的声势，觉得味道实在太不对了，只得免除这个礼仪。这些年写书的人都知道，出一本书总会收到读者寄来的很多“勘误表”；作为回报，我们自己看书时也随手把错排、错植的地方一一录出，寄给作者。在出书模式快速转型的时代难免出现大量的技术瑕疵，我们只能以这种互作“后补校对”的义务劳动，来略作弥补了。热心读者寄来的“勘误表”，条数可多至数百，但像金文明这样顷刻之间把每一个错排当作严重的文化事件在南北报刊上发出整版声讨的，绝无仅有，估计也是空前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