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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在铁路之家。我的火车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唱机。强烈的奇遇感。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安妮
星期六
安妮来给我开门，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当然她不向我伸手，也不向我问好。我的右手一直插在大衣口袋里。为了避免客套话，她用一种赌气的声音很快地说：
“进来，随便坐，可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这是她，的确是她。她垂着两臂，闷闷不乐，那神气从前使她像一个青春期的小姑娘，但现在她不像小姑娘了。她胖了，胸部丰满。
她关上门，用沉思的口吻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是不是坐在床上……”
最后，她在一个铺着垫子的大箱子上坐了下来。她的举止与从前不同，走动时显出一种庄重的、带几分优雅的笨拙，她似乎为自己年纪轻轻就发胖而感到局促。然而，无论如何，这的确是她，是安妮。
她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笑？”
她不像往常那样立刻回答，而是显出吹毛求疵的样子：
“你说说为什么？因为你一进门就摆出宽心的笑容，像位刚刚嫁出女儿的父亲。来，别站着，放下大衣坐下来，对，坐那儿，你要是愿意的话。”
一阵沉默，安妮并不想打破它。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从前，安妮每次旅行都要带一个大大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围巾、头巾、头纱、日本面具、民俗图片。她一住进旅馆——哪怕只住一夜——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只箱子，拿出全部宝贝，按照复杂多变的秩序，将它们或挂在墙上，或罩在灯上，或铺在桌上，或铺在地上，因此，不到半小时，最普通的房间也具有了个性，一种沉重的、感官的、几乎难以忍受的个性……这间冷冷的卧室通向盥洗间的门是半开的，卧室显得有几分阴森。它很像我在布维尔的房间，只是更豪华、更阴森。
安妮还在笑。我完全认出了这种嗓门很高、略带鼻音的笑声。
“你没有变。干吗这副慌乱的样子？”
她在微笑，但是她用一种几乎仇视的、好奇的目光端详我。
“我只是想，这间房不像是你住的。”
“是吗？”她漫不经心地回答。
又是沉默。现在她坐在床上，黑衣裙使她更显苍白。她没有剪发。她一直瞧着我，神态安详，眉毛略略抬起。她没有话对我说？那为什么叫我来呢？这种沉默难以忍受。
我突然可怜巴巴地说：
“我很高兴看见你。”
最后这个字哽在我喉咙里。与其说这句话，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她肯定会生气。我知道最初一刻钟是很难熬的。从前，每次我看见安妮，不管是在分别二十四小时以后还是在清晨一觉醒来，我说的话从来就不是她想听的，从来就与她的裙衣、天气以及前一天的最后交谈不相适应。但是她要什么？我猜不着。
我抬起眼睛，她正带着几分温情看着我。
“这么说你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傻？”
她脸上流露出满意，但她看上去很疲乏。
“你是一块界石，”她说，“路边的界石。你始终如一地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里标明此去默伦二十七公里，去蒙塔尔吉四十二公里，所以我很需要你。”
“需要我？我有四年没有见到你了，这段时间你需要我吗？你可真是严守秘密。”
我笑着说，她也许会以为我怨恨她。我感到自己嘴上的微笑很虚假，我感到局促。
“你真傻！当然，我不需要看见你，如果你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并没有什么特别悦目的地方。我需要的是你的存在，我需要你保持不变。你就像那只白金米尺，它被保存在巴黎或近郊，但是大概谁也不想看见它。”
“你这就错了。”
“总之，这无关紧要，对我无关紧要。怎么说呢，我很高兴这只米尺存在，它的准确长度是地球子午线的四分之一的一千万分之一。每当有人测量住房，或者卖我一米一米的布料时，我都想到那个米尺。”
“是吗？”我冷冷地说。
“可是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把你仅仅看做是抽象的道德，看做一种界限。我每次都想起你的面孔，你该感谢我才是。”
又是精深微妙的高论！从前我不得不忍受它，而内心里是简单庸俗的愿望，我想对她说我爱她，想将她抱在怀里。今天我再没有任何愿望了，也许仅仅想默默地看着她，在沉默中体验这件奇事中最重要的一点：安妮在我面前。对她来说，今天是否和别的日子一样呢？她的手并不颤抖。她给我写信的那一天大概有话要对我说——也许仅仅是心血来潮，而现在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突然，安妮满怀深情地对我微笑，以至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旧事重提感到沮丧
“我想你比想白金米尺要多得多。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的整个模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站起来到我身边，手搭在我肩头：
“你在抱怨，可你敢说你没有忘记我的脸？”
“你真鬼，”我说，“你明明知道我记性不好。”
“你承认了，你把我完全忘了。在街上你能认出我吗？”
“那当然。这不成问题。”
“你还记得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当然，浅黄色。”
她笑了起来：
“你说得倒得意。你现在看到我的头发了，当然就知道啦。”
她用手掠了一下我的头发。
“而你呢，你的头发是棕红色，”她模仿我说，“我永远忘不了头一次见到你的情景。你戴着一顶近淡紫色的软帽，与你的棕红色头发极不相称，很难看。你的帽子呢？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那样缺乏审美力。”
“我不戴帽子了。”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睁着大眼。
“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要真是，那我该祝贺你了。当然！是该想到这一点的。你的头发配什么东西也不行，帽子、椅垫、甚至作为背景的墙上的壁毯都和它不配。要不然你就该把帽子紧紧压在耳朵上，比如你在伦敦买的那顶英国毡帽。那时你把头发藏在帽子下，人家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头发。”
她用算老账的坚决口吻又说：
“它对你不合适。”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哪顶帽子。
“我说过它对我合适吗？”
“我想你说过，甚至你一个劲地说这个。你认为我看不见你，便偷偷地照镜子。”
安妮旧事重提，我感到沮丧。她甚至不像在回忆，她的声调不像在回忆往事时那样动情、怀旧。她好像在谈论今天，最多昨天。在她身上，旧日的观点、固执、怨恨丝毫未变。而我却相反，对我来说，一切都沉浸在一种诗意的朦胧中。我准备做出一切让步。
她突然用平淡的口吻说：
“你瞧，我胖了，我老了，我得保养。”
不错，她显得疲乏。我正要开口，她又接着说：
“我在伦敦演戏。”
“和坎德勒在一起？”
“不，不和坎德勒。你总是这样。胡思乱想，总以为我和坎德勒一起演戏。坎德勒是乐队指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我在索霍广场一个小剧院演戏，演过《琼斯皇帝》，肖恩·奥卡西和辛格奥卡西（1880—1964），辛格（1871—1909），均为爱尔兰剧作家。的剧本，还有《布里塔尼居斯》《布里塔尼居斯》，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名剧。。”
“《布里塔尼居斯》？”我吃惊地问。
“是的，是《布里塔尼居斯》，我就是因为这事才离开的。是我建议他们上演《布里塔尼居斯》的，他们想让我演朱莉。”
“那又怎么样呢？”
“当然我只演阿格里比娜。”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不该问这个。生命从她脸上消失，但她立即回答说：
“我不演戏了。我旅行。有人养着我。”她微笑地接着说：“啊！别这么担心地看着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对你说，我不在乎让人养着。再说这是个老家伙，不碍手碍脚。”
“是英国人？”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不快地说，“我们别谈这个老好人了。他对你、对我都无足轻重。你喝茶吗？”
她走进盥洗室。我听见她来回走动，挪动锅子，自言自语，她的声音尖利，模糊不清。在她的床头柜上，像往常一样，放着一本米什莱的《法国史》。我现在看清了，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惟一一张照片，是爱米莉·勃朗特的兄弟为姐姐作的肖像画的复制品。
安妮走回来，突然说：
“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
接着她又消失在盥洗室里。尽管我记性不好，这一点我是记得的：她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问题。我十分局促，因为我感到她既是真心关心我，又想赶紧说完了事。总之，听到这句话，我不再怀疑了，她有求于我。目前只是刚刚开场，先排除可能的障碍，彻底解决次要问题：“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再过一会儿，她将谈她自己。突然间，我什么都不想对她说。何必呢？恶心，恐惧，存在……最好还是把这一切留给我自己。
“来吧，快点。”她在墙那边喊道。
她端着茶壶进来了。
“你现在在干什么？住在巴黎吗？”
“住在布维尔。”
“布维尔？为什么？但愿你没有结婚吧？”
“结婚？”我吓了一跳。
安妮居然想到这个，我很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