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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他，”阿盖耶夫说，“也是个苦命人。他讲过一些事。”
“大概没全讲。他怎么放了八年白熊，没讲过吧？”
“这事没有讲过。”
“这事他再不能讲了。就这样带走了。”
“每个人都会带走点儿什么的，”斯科罗霍德意味深长地说，“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就是整整一个世界。”
“也许带走了倒好，”热卢德德夫嘟哝说。
相反，叶甫斯季格涅耶夫却表示反对：
“不，我不同意。没必要带走。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就该来，讲出一切。集体会理解的，也能帮助他。”
“怎么，若是这类事放在心里，就不能理解？也就不能帮助？”热卢德科夫说。
“那样，就让检察官去理解，”霍米奇咧嘴笑道，“那是最能理解人的了。”
叶甫斯季格涅耶夫皱起眉头，悻悻地训斥道：“你不用咧嘴笑，霍米奇。我在讲正经事，可是你总是开玩笑。好的集体总能理解人。即使犯了点什么差错，还能帮助改正。”
“哼，就象对待谢苗那样，”霍米奇低声反讥一句。
“谢苗怎么了？谢苗根本不想改正。他就知道干糊涂事。”
“正因为需要帮助的时候，任何人也不肯，他才干糊涂事，”热卢德科夫说，“他不是求过你写推荐信吗？求过。你给他写了吗？”
叶甫斯季格涅耶夫真挚地惊奇道：
“我怎么能给他写？他整天泡在啤酒馆里，和老婆吵架。对社会工作没有反应，还给他写推荐信？”
“嗐，啤酒馆以及诸如此类的——这些都是后来的事，”热卢德科夫说。“当时他还滴酒不饮呢。当时他正在盖房子，瞧，就是这一幢。你之所以不肯写，是因为在他的档案里记载着什么事。战争留下来的。”
“即使是这样，又有什么。即使真记载了什么也好。我就更不能给他写了。”
“警惕性高啊！”
“当然了！难道能不这样办？这是我的义务。”
“可是，你却给沙罗瓦罗夫写了。年轻，积极。没上过法庭，没受过审查，没在被占领区生活过。不喝酒，不抽烟。负责区采购站非常上劲。可是，当时他干投机倒把的勾当，只是这些没记入档案。这样，你就给写了。可是，过了一年他被开除了，送上了法庭。你呢？脸红过吗？”
“您知道，热卢德科夫同志，您今天不能再多喝了。我禁止你。”叶甫斯季格涅耶夫思索片刻说，接着坚决地一把夺过还剩有残洒的酒瓶，“够了！您在污蔑上级军官。我终究是个中校，而您——是个大尉！”
“早就注销了，”热卢德科夫出人意料地笑了，“所以你晚了。”
“什么晚了？”
“教训人晚了！”
“喝，教训得好！”霍米奇欣赏地嘻嘻笑道，“喝，教训得好！”
“太不象话了！这已经是酗酒闹事！你们太放肆了，忘了为什么集聚在一起。”
说罢，叶甫斯季格涅耶夫吃力地站起身来，手持洒瓶向围障走去。
“有点人心吧，至少把酒留下！”热卢德科夫向他背后喊道，可是叶甫斯季格涅耶夫连头都没回。斯科罗霍德稍候一会儿也纵身跳起，追随中校去了。热卢德科夫换坐到他那稍微舒适些的位置上：“喏，让他们见鬼去吧！咱们在野外抽抽烟吧。普罗霍连科，给支烟，”他几乎恢复了平静。
他们三个人吸着烟，沉默着。
普罗霍连科一边把香烟装进衣袋，一边审慎地指出：“不该刺伤他。给写，没给写，给谁写——这关咱们什么事？”
“他什么都管。过分积极了。”
“他可与人无害，”霍米奇憨厚地插嘴说，“唠叨一阵，啥事没有。他这是和斯科罗霍德下象棋去了。”
“嘿，他们这些耍笔杆子的呀！”热卢德科夫重又提高了嗓门，“我不能容忍。就是在战争时也不能容忍。为什么要尊敬他们呢？有时候，计划了一个行动，要知道，时间有限，可是这些司令部的官儿全部时间都浪费在文件上。弄文件就得花一个来月，又是画图表，画了又画，又是批准，又是取得一致意见，然后下达基层，再一次又画，又协调一致等等，等等。终于要执行了，下达到团或营里时，已经不剩时间了。营长都没时间去看进攻处的地形，到冲锋只剩下一个小时的天亮时间。喏，难道这正确？”
“文件，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主要的事，”普罗霍连科沉思地说。
然而，他们已经心乎气和了。热卢德科夫已经不再用紧张的目光四下盯视。普罗霍连科无动于衷地平静。只是在霍米奇那张皱纹纵横的胖脸上，不时浮现几乎近似顽皮的笑容。
“这个斯科罗霍德已经退休两年了，可是，你看，有多么自高自大！在空军里作过战！”热卢德科夫想起道。
普罗霍连科说：“现在算什么！你若在l955年复员时看见他那副样子就好了。天蓝色的衣绦，制帽上带着螃蟹形帽徽，到处自栩是空军飞行员。有威望得很，噢嚯！全镇就出息了这么一位飞行员。安排到州报，当上了记者。一贯报道成绩。拟的标题都是什么样的啊！《夺粮大战前线》、《秋收会战》、《向经营不善展开冲锋》。他这辈子哪怕见过一次冲锋呢……”
“算了，见他们的鬼去吧！”霍米奇一摆手。但是，如今虽然已是事后，普罗霍连科却显然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在桑多密尔城外的前线，有一个这种人到了我们旅。在司令部里给了他战功卓著者的名单，可是他说：‘我想亲自坐坐坦克。’就是说，要去冲锋。于是，团长说：‘普罗霍连科，带上特派记者。’我们组恰好缺员，报务员离队了。不错，电台坏了，只剩下了机枪。这样就有了空位子。他戴上了头盔，在座位上坐稳，我们就出发了。德国人一开始打炮，炮弹炸在钢板上，铁末子刚一直飞，我们这位乘客就龟缩成一团，惊慌失措，只差没喊妈叫娘了。后来，我们在地雷场被炸，紧挨着对方的第一道交通壕。幸而没起火，可是发动机组损坏得很厉害。这位老兄头一个往下面的舱口钻。奥古尔佐夫中尉对他说：‘站住，坐下！’因为不管你往哪儿逃，都会一下子就被人从交通壕杀死。若是这样，也许能等到好结果……炮弹又轰了我们几次，打穿了炮塔，炮手负了重伤。炮手在流血，可是我们坐着。因为没地方可逃——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准死无疑，而这个老兄，我们勉勉强强才留住。天黑时，炮手死了。我们坐到夜里，一个一个地爬出来，费尽气力才总算回到自己人处。我们的乘客直接去了卫生营——神经错乱。而我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另一辆‘三四型’，又握上了舵把子，——又‘前进，为了祖国！’去了。”
“这算什么，坦克——终究有钢甲，有保护，”霍米奇露出满口坏牙齿，从脸上抹去了天真的笑容，开始讲道。“在我们游击队是这样……44年春天，突围，啊哈。我们突出去了，可是不是全体。有几个人没来得及——敌人堵住了那个裂口。把我们团团围住了。敌人开始满树林子追赶，不停地放开花弹给我们洗礼，到处象爆豆似的劈劈叭叭响。喏，我们一边还击，一边跑，左藏右躲。我们剩下不多人了，只有三十个弟兄，而且几乎全挂了花。黑夜里，稍微安静些了，我们躲在沼泽地里。天亮时才爬出来，——往哪儿藏呢？敌人分成散兵线，象蓖头发似的搜查树林子，不断地放枪——不管往那儿跑，总碰上一阵枪炮！喏，我们当中有几个聪明人，说：爬到枞树上去。枞树长得挺密，从下面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弟兄们就都爬上去了，用皮带把自己绑在树干上，以防掉下去，就是说，打算长时间坐在那儿。我爬得较高，绑在那儿坐着，风一吹，直摇晃——妙极了！可是，我一听，已经有枪声，就是说，散兵线走近了。这时我听见有狗叫声。唉呀，坐在这儿可不是事儿！我连滚带爬地往下爬，把腰都蹭破了，一挨地撒腿就跑！我跑着躲避散兵线，左跑右跑，又在沼泽地藏了一夜，躲在炸烂的弹坑里，在道旁土沟里又躺了半天，最后等散兵线撤走了，总算脱了险。后来，我到了前线，到东普鲁士才打完了仗。45年秋天，我第一批复员，回到了家（我是乌沙契区的人）。有一次听说，在谢利茨克树林，有几个人骨架坐在松树上。正好碰上个机会，我去了。果然，一群群乌鸦在树顶上飞来旋去，呱呱乱叫。我仔细一看——是熟悉的地方。在枞树上，透过枝条看得见一具具白森森的人骨架，还都用皮带绑着，有的甚至还挎着步枪。后来，摘下来，埋葬了……”
“那么，敌人到底是怎么从下面看见他们在枞树上的呢？”阿盖耶夫问。
“问题就在于敌人什么也没看见——是那群狗！这些畜牲嗅到了，跑到枞树底下乱叫乱咬。接着，自动枪手就走到树下，顺着树干往上放一排枪。就这么完蛋了。有的人当场就打死了，有的只是受了伤，后来才自己死的。但是被皮带绑着，没有掉下来。一年半的光景，就被乌鸦叼啄光了……”
“是——啊，”热卢德科夫拉长声说，“有过这类惨事！算了，让它见鬼去吧！这都是因为谢苗才提起了这类事。不然，我才不愿意回想呢……今天天气真好，适合钓鱼。很快就该长蘑菇了。”
“就是到今天也没有人上那儿去采蘑菇——还有地雷埋着。战后有多少人挨炸了！”霍米奇仍然摆脱不掉这些回忆。
第二节
阿盖耶夫静静地坐在草地上，心不在焉地听着老兵们讲述的这些时而激昂慷慨、时而因年深日久变得缓和的凄惨故事，内心不觉产生一种似乎羡慕他们的感情——他没有遇到这样的战争。他遇上的是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