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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缓滞，似乎正沉洒于老年人特有的思绪之中。他对来人几乎毫无反应，只是抬头漫不经心地看着阿盖耶夫。
“我想请问您，”阿盖耶夫劲头十足地问道，“您在此地住很久了？”
“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本地生人，”年轻人抢先回答说。
“也许，您记得这绿荫街上住过一位巴拉诺夫斯卡亚吧？”
“从前叫绿荫街，”身后的年轻人解释说，“现在叫宇宙街。”
“改名了？”
“改多少回了。战后叫过坦克手街。后来又叫北京街，现在是宇宙街。”
长椅上的老者奇怪地前后摇晃着，悬在两膝中间的青筋嶙嶙的手臂也随着一上一下地滑动着。
“巴拉诺夫斯卡亚，瓦拉瓦拉……德国人枪毙了。”
“枪毙了？原来是这样……”
“枪毙了。在车站上。还记得，那是冬天尼古拉节的前夕。我在运柴禾……”
这个消息对阿盖耶夫来说，虽然够不上晴天霹雳——他早就料到结局会是这样的，但还是禁不住惊恐地想：因为什么呀？不会是因为他阿盖耶夫的事吧？他心里隐隐作痛，沉默地站着，还在等待老人说下去。但是老人没有说什么，不知是又陷入了沉思还是在等待新的问题。
“还有，也许您知道，‘阿盖耶夫怀着新的希望问道，“在邻街上住过一个人，记不清是白铁匠还是钳工了，战争期间还用马口铁造过研磨机，磨谷子的……”
“鲁卡什吗？”
“可能叫鲁卡什，记不清了。他家里住过一位女教师，外地人。女教师有个妹妹……”
阿盖耶夫说到这里，觉得自己来到了深渊边缘，那是他多少年来一直迫寻的主要目标，也许，马上就会听到对他的终审裁决了。要坚强起来，要经受住这一裁决——不论它是如何严酷。
“鲁卡什是个能工巧匠，是啊……会干木活，也会干铁活。战后还给我做过窗框呢。能工巧匠啊！是啊……”
一瞬间，老人的脸色变得开朗了，他的目光从地面移向阿盖耶夫这边。阿盖耶夫有些失望地喘了口粗气，倒换着两只脚——想坐，可是没有地方。
“能工巧匠啊……死了。老早就死了。”
“有个女教师住过他家……”
“什么？女教师？也许，住过。”
“您不记得这事了，老大爷？”
“女教师吗？”老人重复着，停了一会儿，回答说，“不，不记得了。”
这次访问使阿盖耶夫情绪一落千丈。他告辞出来，盲目地在街这边走走，又到街那边走走，又一次来到巴拉诺夫斯卡亚家，走进荒芜的、长满杂草的院落。他印象模糊地辨认着倾斜的屋墙、腐烂变形的屋角、歪歪扭扭的墙壁。他察看了同劈木场相邻的牛棚、仓房，劈木场里长着没膝深的滨藜草。他进了房后的菜园，但却找不到那座连屋小仓库了；可能，早就给拆掉当柴烧了。他记得，紧埃墙根的是一垄垄长势很好的马铃薯秧。他目测着原来为他放床的地方和墙上的空洞。就在那里，他把自己的ＴＴ式手枪藏在一块石板下面。那支手枪可能是给人拾走了，要不就是被警察发现了。
回到前院以后，他又站着着了看果园。原来，也是岁月无情：老苹果树也在脱落着于枯的枝丫，一棵棵地死去；黑豆果和醋栗果丛完全不见了，早年正是它们把院子和果园隔开的，而在菜园边上，只有几株樱桃树的枯枝俯视着木栅，那些樱桃树是他时常忆起的；这次，他甚至不愿走近它们。他的全身都被失败的沉重感压抑着。为了有所解脱，他再次朝街口走去，绕过德式屋顶的高屋，拐进另一条街。他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向遇到的第一个中年女人询问，她是否记得铁匠鲁卡什。手提口袋的疲倦的女人把装满粮食的袋子放到地上，整了整头上的花巾。
“记得，有个鲁卡什，他姓万科维奇。战后就死了。”
“战前他家住过一位女教师。”
“女教师？住过，挺标致的羌人儿。可我记不得她叫什么了……”
“维拉，”阿盖耶夫重又兴奋地提醒说。
“也许，是叫维拉，记不得了。”
“她后来的经历您还能想起来吗？她有个妹妹战前来到这里。叫玛丽亚。”
女人皱起本来就已堆满皱纹的眉头，瞧着远处街口轰轰隆隆驶过的一辆带拖斗的科尔希达牌拖拉机。
“不知道。我记得，是有过一个年轻姑娘。住过不长时间，可她上哪儿去了呢？…… ’
“战后没再来过？”
“说不好……”
阿盖耶夫在这条街和相邻的几条街上，又走了几个来回，最后在绝望中走到两位在院门旁闲聊的男人跟前。
他俩一个门左，一个门右，一边吸烟一边聊天，时而发出粗鲁的笑声。不过，一见有人走近，他俩就不再说笑了。
听过阿盖耶夫的问题之后，其中一个又高又瘦的人顿时活跃起来，他隔着栅门说：“我认识玛丽亚，她住在明斯克。外语学院毕业生，在中学教书。”
“是这样啊！”阿盖耶夫也跟着傻乎乎地高兴起来，“很早以前就毕业了？”
“１９７８年，没错儿。我也想考取，可竞争太厉害，给刷下来了。她可是读到了毕业。”
阿盖耶夫脸色一沉，心里盘算着，1978年她该有多大年纪。不对，1978年从学院里毕业，对她来说太晚了。不可能是她。
“对不起，她有多大年纪？”
“多大年纪？和我同岁。我们是中学同学。不过我服过兵役……怎么，不是您要找的？”
“不是，”阿盖耶夫气 地说，颌首告别了两位男人。
他继续询问着，被问的人有年纪稍大些的行人，也有售报亭的老年女售报员。他还多次进院打听，只要见到院子里有人。
有些人多少还记得鲁卡什，也记得巴拉诺夫斯卡亚，而记得女教师维拉的人就很少了，她的妹妹就更鲜为人知了。有人说，是来过一个姑娘，在姐姐这里住了不久。可她到哪儿去了？谁都说不出。说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时间太久了。连知道战前的区委书记沃尔科夫的人，也不多了。
沃尔科夫是1943年在莫吉廖夫战役中牺牲的，阿盖耶夫是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沃尔科夫的特写，才知道这事的．可沃尔科夫是谁？怎么说，也是旅政委，而不是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沃尔科夫是不会“丢失”的。
种种迹象都说明，她是死了。可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阿盖耶夫为此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翻来复去地考虑这一问题，但总是百思不解其解。
他也做过多少次努力，向各级机关写信，想借助档案和查询打听玛丽亚的下落，可得到的同样是令人迷惑不解的答复：“没有编码”、“没有记载”、“没有资料”。事隔多年，阿盖耶夫唯一能够求助的，当然只有档案、名单、文献资科。它们浩如烟海，可惜关于她，都无只言片语。不过细想一下，也就见怪不怪了．在那个难忘的秋天里，他们最怕的就是档案、名单、记录乃至偶然丢失的一张纸片，因为这都会成为他们的罪证。而关于死后的纪念或者历史记载，当时又有谁会考虑呢？对于他们来说，进入历史之路是被每时每刻的杀身之祸堵塞着的，想逾越这些危险，常常连想都不敢想。这些年来，阿盖耶夫一直不断地发信查询，翻阅档案，到处打听，但他心里明白，这样做如其说是为了知道她的下落，倒不如说是在自欺欺人，在设法逃避那最终的、不可想象的答案。这一答案可能带来最最可怕的结论……
终于，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关于她，没有任何人能说得清楚，她的确是在1941年秋天失踪了。
出路只有一条了。
第三节
他来到小镇，住进澡塘附近一家狭小的乡镇客栈。一个带盥洗器的见方房间里，挤着六张可卸式捕位，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更换旅客，有过路的、检查工作的，也有开汽车的。只有他整整一周占据角落里的一张弹簧小床。
当女经理问他还要住多久时，他竟一时回答不出。他不知道还得在这个村镇里住多久，不知道他的事情何时才能理出头绪。但是区里要召开会议，客栈得腾出矿床来。对他并没有下逐客令，尽管完全可以这么做，仅仅是问了他什么时候离开。不过，那位因为老是坐着而胖得滚圆的、每只手指都戴着一枚金戒指的女经理，发问时语气蛮横，却使阿盖耶夫稍加思索后，答道：明天。
当天，他在小吃部勿匆吃过午饭之后，就到了百货大楼体育用品部，在那里买了一座单人帆布帐篷和睡袋，还有一些旅行用品，花掉了他很大一笔钱．他把这—切运到坟场上离坑口不远的地方。比起喧闹的客栈，这里一点都不差，至少他可以享受绝对的安静，一人独处，没有谁来干扰他的惆怅思绪——对于早已不是年轻人的阿盖耶夫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高悬的太阳直射着坑底，炎热的白昼来临了。阿盖耶夫甩掉夹克衫，不时地拉拉针织衫的领口，让火热的前胸透透空气，不过空气也是又闷又热。坑底吹不进来风，砂砾坑沿喷散着阳光的焦灼。阿盖耶夫已经用锹甩掉了半个土堆，不时地把各种杂物捡出扔到——旁，诸如生锈的铁皮、碎瓦片等等。但是没有发现一件同那远远的过去有关的东西。
也许，人们在区执委会里对他说的是对的，这里什么都没有剩下，牺性者的尸体在1944年解放后立即重新掩埋了。尸体共有三具，全是男人。没有见到女尸。当他追问，经过三年土埋之后怎样分辨是谁的尸骨时，人们就无言以对了。
而当他同客栈的—位清洁工老大娘谈起这事时，老大娘回答得更简单：“有什么分辨的！收起尸体分别装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