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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全身都是虱子。对十月革命，他的态度是平静的，不兴高采烈，也不惋惜悲哀。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贫苦阶级的生活，同情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许多旧的东西毁灭了，推翻了，遭到唾弃，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劳动群众，为了人民的利益。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从年轻时起就敬重人民，准备为他们牺牲一切，当然，是有理智地牺牲。当我们这里的男爵勃洛特贝格的庄园被哄抢一空，当图书馆被付之一炬，贵重家具和雕塑被砸毁之后，基里尔受不住了。要知道，这一切对新的人民政权也是用得着的。庄园嘛，也就算了，说到底是可以重建的，可干吗要枪毙民众学校的校长呢？！他是那样兢兢业业地为民众服务了一辈子。真是天知道！枪毙他，为的是他试图阻止毁掉那座庄园，因为民众学校打算搬到那里。他的罪名是资产阶级保护人。人枪毙了，庄园也烧了。是谁枪毙的？正是那些最没有知识的、最受奴役的庄稼汉们，他们的孩子就在这位校长——伊凡·伊凡诺维奇·波斯特内的学校里就读。可能正是这件事，也可能是许多其他类似的事，迫使我考虑，人不应该按阶层和阶级，不应该按职业和地位划分，而应该划分成善良的人和恶人。善和恶的比例，可能是10比1。还有，没有上帝就不可能有善良。魔鬼总是同恶一起攫取人的心灵，它是贪得无厌的。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基里尔在家乡获得了一个教区．在他之前，是个叫菲利普·扎雅茨的神甫在这里主事多年。这个人啊，我跟您说，可不是什么好神职人员，连个好人都算不上。典型的害人精、守财奴、醉鬼，这种人在当时的外省很常见。他最善于利用宗教为个人谋取私利，手法圆滑巧妙，就象宗教是专为他个人力创造的。神甫女人也跟她男人一模一样．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实际上，她不仅管着丈夫，还管着教区，可却是个不通道理、没有头脑的婆娘。革命前，教区的信徒们就年年上告，一直告到宗教公会。可扎雅茨惯于把自己装扮成无罪的羔羊，把告状人说成别有用心。最后一张状子是一位农村女医士写的．扎雅茨把她害得好苦，竟逼得她服用吗啡自杀了。直到她死以后，神甫还怀恨在心，不许她葬进攻场，只许葬在坟场外面。不过，尽管不是她的状子起了作用，可她的死却起了作用。扎雅茨被革去教区职务，任命了基里尔。我们搬进了这座房舍。基里尔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接着又是我们的奥列格。我已经不能在学校里教书了，成了吃闲饭的人、神甫老婆。我们主要靠菜园为生，还有教民们捐赠的微薄收入。生活十分拮据。不过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很难。我对这幢小屋、院落和街坊邻居产生了感情。邻居们那是些勤劳、简朴、直爽的人。我也努力同大家和睦相处，尽力帮助那些多子女的家庭、流浪儿，我们有了一大批平民百姓朋友。知识分子——老师啦、苏维埃工作者啦，同我们不怎么来往，上帝保佑他们，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情况就不妙了，基里尔生了病，睡眠不好，经常发脾气，当然，对工作还是全心全意的。他经常外出主持圣礼，热心地去作教区神甫应作的事。后来，开展了反宗教斗争。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斗争变成了人身攻击，开始捕捉具体对象。不言而喻，基里尔神甫成了斗争的重点。宗教仪式也无法顺利进行了，有人常常喊叫，再不就是酒后撒野。后来，又常常找我丈夫出去谈话，到政治保安局，到乡苏维埃，要不就是去文化馆参加群众辩论。基里尔从不表示反感，百依百顺，让去辩论就去。当然，胜利者从来不会是他，总是一个叫科希卡·勃利得的人得胜，我说不好那是个姓名还是个绰号。①有一回，基里尔正在讲述圣经的来源，科希卡突然打断他，问道：’你亲眼见过上帝吗？‘基里尔回答说，上帝是不能看见的，与其说上帝是人，不如说是一种道德观念，可科希卡象一切蹩脚的演说家一样，大叫大嚷起来，说什么’道德啦，习俗啦，这都是不肯上套的母马的胡言乱，可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要自由，我们诅咒你的上帝！‘
（科希卡·勃利得：有“光脸的科希卡”之意。——译者）
“所有这一切不仅滑稽可笑，而且令人气愤，可基里尔能够心平气和，还想用更通俗的语言作些解释，没料想，科希卡的两个朋友跳上讲台，把帽子深深地套在基里尔头上，辩论会也就一哄而散了。后来，我们的处境就更因难、更离奇了……在街上或店铺里，常常有人对基里尔和我起哄，说脏话。这些我就不去说它了，习以为常，不再计较了。最让人伤心的是，小奥列格常常回家哭诉同伴对他的凌辱。他们给他起绰号，骂他，有时还打他。我们痛苦极了。我干脆把儿子送到波洛茨克他外祖母家。他在那里要心静多了，上了学，象别的孩子一样用功读书，只是在暑假期间回爸爸妈妈这里住上几周。可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谁都没法理解，就连丈夫也不知道我多么难过。当然，他的处境也够受的了。”
巴拉诺夫斯卡亚时断时续地、困难地讲述着，似乎要在起伏的思绪里追逐逝去年华的涛声。阿盖耶夫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故事，这是历尽沧桑的痛苦的自白，是对磋陀岁月唱出的一阕安魂曲。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努力去理解女主人痛苦经历的深刻内涵。一开始，他对别人的种种经历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既谈不上同情，更谈不上反感，有的只是逐渐升起的兴趣和好奇。他属于另一个时代，走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他听着女主人的叙述，有时竞然忘记了现实中的她，设想起过去的种种生活情景——革命前的，教师的，村镇的，神甫的。他非常想听下去，知道那位蓝眼神甫的结局。
“那个科希卡·勃利得当上了村镇头头以后，基里尔的境遇就更糟了。科希卡想方设法嘲弄他！在文化宫里，不论大会小会还是上演节目，他都要大骂一通上帝、教会和基里尔，他把基里尔神甫说成最下流的恶魔。连我都对基里尔的耐性感到惊奇。他从不发火，连声色都不肯露，总是逆来顺受，有时候也争辩几句，但多数时候一言不发．因为完全没有可能同科希卡进行认真的交谈，科希卡只会一个劲儿地威胁、咒骂。事情的结局是，有一年春天教堂给查封了——刚好在复活节前夕。当然，这事引起了信徒们的不满，有人向政府告了状，甚至给加里宁写了信。但是，所有的信都转回到了科希卡·勃利得的手里，并由他来调查。从那以后，他就更恼火了。事情发生在机器拖拉机站建立以后。有一天，本地有个叫列克萨·谢马舍诺克的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向上爬的家伙，带了两台拖拉机，直接开到教堂门外。他攀上教堂尖顶，用绳子拴牢十字架。几乎整个镇子的人都跑来了，看拖拉机怎样吼叫着，挣扎着，把十字架从央顶上拉下来。从此，每逢下雨教堂就漏水，圣器和装饰品开始发霉变质。又过了一年，镇苏维埃宣布教堂没收充公。圣器发往城市，书籍被孩子们糟踏了，有好一阵子糊风筝都是用的羊皮圣经。就在学校附近放飞。工业组合用神甫袈裟缀制圆顶小帽，整个夏天，区里的人都戴着这种用金银线编成的穆斯林小帽到处游逛。
关闭教堂一事对基里尔打击太大了。他完全灰心丧气了。他不会干别的工作，再说也不准许他于。他想了一个出路：给列宁格勒的一位朋友写信，请他寄来全套的修鞋工具——榔头、钳子、槌子等等，随后就当起了鞋匠。总得活下去啊，可我们什么收入都没有。瞎，他算个什么鞋匠啊，有时候一天挣五个鸡蛋，再不就挣一小桶土豆或者５０戈比。我们就这样对付活着。不过也还是好景不长，对个体户开始征重税了，不再允许个体开业了。可是修鞋组合又不肯接纳他，因为他的社会出身不佳。怎么办呢？”
巴拉诺夫斯卡亚沉默不语了，看样子，有些话是不便于说的，但也许是没有想好。
阿盖耶夫等了一会儿，尽量把声音放低，语气缓和地问道：“那你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不用说，非常艰难。我觉得我们已经陷入了绝境。翻来复去地想啊想的，可是一筹莫展。只有理智和信仰才能阻止我们踏上最后一步，当然，最主要的是，儿子奥列格是我们活下来的支柱。后来，有一天夜里他爸爸失踪了，不久我们的冤家对头科希卡·勃利得也遭了横祸，来镇里接替他的是安东·斯捷播诺维奇。”
“就是这位沃尔科夫吗？”
“正是。千真万确。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论他干什么事，还是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是这样的人。奥列格中学毕业了，可是您能理解，他有我们这样的双亲，能有什么出路呢？有一天，我去了区委会，对安东·斯捷潘诺维奇毫不隐讳地说明了一切，就象我现在对您一样。他听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完全没有打断我，然后他站起来，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言不发。我都想走了，泪水流了下来。而他停在窗前，背对着我，低声说；’我理解您，我能帮助您。因为……因为……您失去了丈夫，不可挽回了，可儿子得活下去。儿子不能为父亲负责。但是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人民总是要追究我们的……‘您想得到吗，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说奥列格·巴拉诺夫斯基虽然出身于神甫之家，但巳同双亲划清界限，自愿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承认，读完条子以后，我哭了起来，可他却说：’别哭，别哭，必须这么办。对你们来说，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他的这一招儿也真灵，基里尔失踪了，儿子却上了大学，毕业以后成了专家。他过上了新的生活，跟我们完全不同了。没有想到，他的一切也破灭了。”